原民主德国政要如何认识古美关系正常化
陈之骅[1]
摘要:2015年7月,美国与古巴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并互设大使馆,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本文介绍了新近出版的德国左翼代表人物、原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等原民德政要的著作《古巴:起步还是止步》一书对美古关系正常化及其前景的看法。文中主要谈了以下四个问题:1/美国启动美古关系正常化的原因;2/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古巴的一贯目标,只是变换了“阶级斗争的形式”;3/古巴为什么能长期顶住美国的压力,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仍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4/社会主义的古巴正面临着重大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美国,古巴,美古关系,美古关系正常化。
脚 注:文中所有注释均引自:《古巴:起步还是止步》,汉斯·莫德罗等著,王建政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最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了三位原民主德国政要合著的长篇访谈录《古巴:起步还是止步》一书(王建政译)。作者是原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原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原华约联合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弗里茨·施特雷利茨退役上将、原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侦察总局处长克劳斯·艾希纳。他们都是古巴问题专家,古巴人民的老朋友,当今德国和欧洲左翼的代表人物。书中对近一、二年来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启动、进展和前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既出于他们对古巴的长期接触和了解,也出于对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失败教训的反思,因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59年1月,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古巴人民推翻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取得了革命的胜利。1961年4月,卡斯特罗公开宣布说:1959年的革命“是一场为了普通百姓利益、由普通百姓领导和参与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从而明确了这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此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对古巴进行了全面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以及持续的武装入侵,包括派遣特工进行颠覆活动、支持异见者等各种手段,决心消灭这个直线距离和自己仅145公里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书中说,据古巴官方材料,截止2014年3月,“总共有713次恐怖袭击,造成3500多人死亡、2100多人受伤。”[2]古巴人民对美国的敌视政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也没有悲观动摇。2014年12月17日,奥巴马总统和劳尔·卡斯特罗主席同时发布声明,将恢复1961年1月3日由美国单方面中断的古美外交关系,并进入两国关系“正常化”阶段。这一消息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
一、美国和奥巴马总统启动美古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第一,美国迄今的古巴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从而在拉美乃至全世界越来越陷入自我孤立。莫德罗指出,“对古巴革命进程及其融入拉美一体化的封锁没有给美国带来其追求的成效,即消除社会主义……华盛顿似乎已经意识到,他们在智利和格林纳达采取的有效方式,即通过武装推翻、入侵或通过战争达到制度更替,也就是直接输出反革命的目的因全世界以及拉丁美洲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无法复制了”[3]。他认为,美国的“重大失误源于错误估计了古巴的稳定态势,华盛顿以为那里的体制很快就会终结。由此施加的对古巴的威胁没有取得预想效果。”[4]不仅奥巴马,美国大多数人,包括媒体也看到了,对古巴的敌视政策已不合时宜: “自2014年夏季起,美国出现了一系列社论文章,例如影响巨大的《纽约时报》等媒体的发言人,均十分强烈地要求出台新的古巴政策”[5]。
另一位作者艾希纳也指出:“主要基于经济利益产生的压力,迫使美帝国主义对古巴全面封锁的粗暴政策开始转向,……古巴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了50多年,在美国自诩的后院构成了一种挑战。在这么多年使用威胁和恐怖手段均未能成功迫使古巴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如今显然是要尝试改换接近与拥抱的方式”[6]。
第二,欧盟和欧盟的一些重要国家对古巴的政策已经开始松动。莫德罗指出,欧盟一些重要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甚至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希望欧盟早日改变对古巴的政策。他写道:欧盟“先于美国发出了改变对古政策的信号。欧盟早在2014年4月就开始了对古巴关系正常化的初次谈判。此举不仅源于自身的动力和思考或许也是因为意识到迄今的政策已经宣告失败,欧洲在全世界地位和影响力业已停滞,甚至在下降,而金砖五国正在赢得经济和政治、包括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分量”。当奥巴马还在继续强化对古巴的封锁时,“欧洲各国与古巴的双边接触却在增多。欧盟对古巴的谨慎接近,美国当然看在眼里,于是美国要求自身松动的压力也就增大”[7]。
第三,古巴在拉美的影响和拉美人民对古巴的声援日益增强。莫德罗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利益态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拉美后院已经不再是俯首为美国服务、听凭华盛顿控制的军事独裁者的休闲场所了。……古巴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信任,而美国则以同样的速率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声援古巴的团结运动热情高涨,……在德国和欧洲活动的团结声援组织,例如德国-古巴友好协会、‘古巴网民’等声援力量也在不断增强”[8]。 “自1990年起,古巴虽然失去了保护,但是随着拉丁美洲局势的演变却融入了新的联盟,甚至还充当了该地区冲突调停者的角色,例如,哥伦比亚政府与该国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谈判就是在哈瓦那举行的……如今即使在迈阿密的流亡古巴人居住区内,制裁和仇恨的宣传也无法吸引选票了”[9]。
第四,奥巴马总统在任期结束前想有一个“好名声”。这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但也不失为是美国要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动因。莫德罗在书中指出,“奥巴马当然希望在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找到他的位置……确实想在古巴乃至该地区谋得好名声、赢得尊重”,“以补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他的合法理由”,尽管他不是太情愿。[10]。
二、启动关系正常化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古巴的一贯目标
莫德罗指出,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背后,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美国外交政策谋求的仍然是帝国主义目标”[11]。在美国看来,“当今这个世纪,世界上不再允许存在社会主义。乌戈·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所宣布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所代表的,亦即21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不允许存在的”[12];美国在主张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同时,“正以新的力度,继续遵循其昔日的目标,即在古巴发展道路上设置障碍并重新控制该国”[13](p24)。
莫德罗还结合民主德国的历史教训来证明这一点。他说,1973年9月,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同时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当时,民主德国外长奥托·温策尔走上讲台,理所当然地要求各国都尊重民德作为主权国家的一切权利,对此各国口头上都表示同意。但温策尔很快就发现,西方的新政策 “只是变换了阶级斗争的形式”,是“旧毡鞋里的新敌视”,“其背后隐藏着西方世界的新动机,因为他们看出,以往旨在孤立民主德国的老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联邦德国和美国迄今为止所偏爱的即对那些尚未在外交上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施加压力的做法,再也不符合国际法精神了。因此,他们开始寻找新的途径和方法,企图通过新路线达成老目标”[14]。莫德罗认为,今天美国对古巴政策的改变,和当年对民德政策的变化如出一辙。
另一位作者艾希纳也指出,美国提出与古巴关系正常化,但它的 “对古政策目标并没有改变”[15](p81)。这个目标就是一方面表示愿意解除制裁,另一方面推动古巴出现“积极的转变”,“美国领导人把‘软革命’或‘颜色革命’视为与军事干预相对应的‘第二条道路’其目的是推动一国权力或政权从内部实现更替”[16]。但是,本书作者明确指出,这个“美国计划”在古巴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古巴为什么能长期顶住美国的压力,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
第一,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是通过人民革命和依靠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这就和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原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莫德罗指出:“我们回顾民主德国时代的自身经验,审视民德沦亡的自身经历,很快就发现,两国虽然有着类似的经历,但是区别甚大。民主德国是四大盟国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产物。苏联作为德国东部的占领国,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体制、设立一种新的所有制关系奠定了关键的基础。古巴革命的进程则是由自身力量所发动和承载。古巴始终,特别在苏联终结后仍能抵御美国的帝国主义企图,其根源就在于1959年的革命”[17]。他还附带指出,中国的情况和古巴一样。“其社会主义体制同样来自于一场革命”。因此美国同样也无法动摇中国的社会主义。
第二,古巴对苏联的理论和模式没有照抄照搬。莫德罗指出:古巴没有像当年民主德国那样照抄苏联的理论和实践,而总是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进行“独立思考”和“批判性的探讨”。作者回顾说,原民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曾对苏联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提出质疑:“社会主义究竟是一个较长时间的独特进程,还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短暂过渡阶段?”,结果“带来了麻烦”,因为这违反了“学习苏联就意味着学习胜利”的信条。可是在古巴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在这方面,菲德尔·卡斯特罗始终做得非常好”,他与我们不同,例如他从不认为“戈尔巴乔夫带来了一个新时代”,他“那时表现出的政治成熟,就远远超过我们。他始终对各种事件保持着批判性的距离”。作者反思说:“如今再来看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无论‘叛变’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是否恰当,都必须承认,戈尔巴乔夫在掌握政权的那一历史时刻起,就开始了苏联灭亡的命运”[18]。
第三,古巴善于吸取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注意不断改进工作。施特雷利茨将军曾经20次访问古巴,是三位作者中与古巴及其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兄弟,直接接触最多的。他在书中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说:菲德尔和劳尔两位领导人都很重视民德的治军经验。早在1974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就对民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说:“民主德国在国防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没有依靠苏联。古巴对此很感兴趣,希望从中吸取有益知识,为本国国防提供选择。毕竟民德和古巴都是小国,两国同样都受到持续的威胁,还有许多其他的共同点”[19]。此后两国在这方面加强了长期而全面的交流,古巴从中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借鉴。苏联解体以后,古巴不是华约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保护。因此,为适应新的形势,根据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指示,古巴及时发布了一部新的防务安全条令——《大众人民战争军事条令》,其中特别强调: “坚决捍卫古巴领土;必须消灭所有入侵之敌,无论他来自海上还是空中;每个古巴人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要时刻准备承担战时任务”[20]。这不仅加强了防务,而且教育全军和全民要时刻保持警惕,准备随时击退帝国主义的各种袭击。作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民德经验的结果。
民德垮台后,劳尔·卡斯特罗等古巴最高领导人曾和施特雷利茨将军等原民德领导人多次探讨民德失败的原因,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民主德国40万武装力量为什么没有起来保卫社会主义?” 施特雷利茨指出,在探讨中古巴领导人认识到,就国内因素来说,可以从民德的失败中吸取以下主要教训:1.党和国家机构领导干部不应年龄过大,分工必须明确界定;2.加强对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的政治与爱国主义的宣讲和信息工作;3.加强捍卫独立、主权的教育和古巴社会主义宪法的教育;4.对民众绝对诚实和坦率地宣传成就,同时也要公开说明并讨论失败、缺陷和错误之所在[21]。作者还强调指出,古巴领导人对上述认识,并不是停留在概念上,而是逐步运用在实践中,并取得了成效。
四、社会主义的古巴正面临重大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指出,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无疑为古巴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遇。两国复交并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将使古巴进一步改革开放,增加与本地区和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促进经济全球化和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从而使古巴迎来新的发展和繁荣,进一步改善古巴人民的生活。
作者同时指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书中引述了劳尔·卡斯特罗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要实现关系正常化,首先应当结束对古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应当结束广播电视的非法宣传,结束其他针对古巴的颠覆和破坏稳定的纲领,应当对我国人民迄今为止仍在遭受的人员和经济损害做出赔偿”[22]。作者还着重指出,这些条件也应为德国和欧盟所接纳。
作者多次强调指出,美国的“帝国主义目标”不会改变,“追求世界霸权主义角色的本质”不会改变,“为了贯彻其企图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方针”不会改变。即使美古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美国仍然不会容忍在它的后院,在左翼力量影响不断扩大和增强的拉丁美洲,存在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它必然要通过种种方式来颠覆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历史教训,作者回顾了1993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强调了欧洲安全的重要性,特别是确认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完整和边界不容改变;提出了各国互不干涉内政和进行经济、科技合作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了维护“人权”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当时,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都很满意,以为东西方局势已经缓和,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赫尔辛基会议后美国就抓住《最后文件》中的“人权”问题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施压,特别是怂恿这些国家的异见人士和人权组织大肆活动,企图搞“和平演变”。莫德罗深有体会地反思说:当时 “我们的人以为,第1点和第2点是最重要的问题,第3点无关紧要。然而没想到,第3点才是一记重锤。当时我们因为已经取得对方的承诺而沾沾自喜,未曾想是走入了一个陷阱”。古巴应认真吸取这一历史教训:“时刻保持警觉”[23]。
尽管如此,作者对古巴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认为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不会使古巴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古巴即使在拥抱中也不会窒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面临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古巴,将沿着既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1]陈之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执行主编。
[2] 《古巴:起步还是止步》,汉斯·莫德罗等著,王建政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5页。
[3] 同上,第14页。
[4] 同上,第4页。
[5] 同上,第3页。
[6] 同上,第81-82页。
[7] 同上,第5-6页。
[8] 同上,第7页。
[9] 同上,第4页。
[10] 同上,第4-5页。
[11] 同上,第5页
[12] 同上,第23页。
[13] 同上,第24页。
[14] 同上,第23-24页。
[15] 同上,第81页。
[16] 同上,第98页。
[17] 同上,第2页。
[18] 同上,第31-32页。
[19] 同上,第43-44页。
[20] 同上,第48页。
[21] 同上,第46-47页。
[22] 同上,第104页。
[23] 同上,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