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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风向在变(上)
作者: 2010-06-01 11:14:00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2期
〖HT3K〗——“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首届中俄思想家论坛综述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史研究部
刘淑春 尚 伟 康晏如
编者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首届中俄思想家论坛于2006年11月20日至21日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联部、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国立经贸大学等单位的中俄70余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就“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俄罗斯的发展道路”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会的中俄学者研究领域虽不尽相同,学术观点亦远非一致,但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理论,它不仅影响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还将继续影响21世纪人类的发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多年来对人类历史进步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总结了20世纪苏联和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发展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严重扩大,由此必然导致历史的风向在变,即社会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已开始有所复兴。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HTF〗
1.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俄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促进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致辞和发言中认为,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影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产生150多年来,推动了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人类社会的面貌为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发展、坎坷中走过了整整89年。虽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20世纪末苏东剧变而陷入低潮,但社会主义仍不断显现出顽强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如此,世纪之交,在西方社会举行的四次“千年第一思想家”和“千年伟人”等推举活动中,马克思仍荣登榜首。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所蕴涵的科学与价值的力量,又一次在全球范围内为众人所瞩目。
与会者认为,20世纪的百年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正确的。李慎明指出,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由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并正在向国际垄断发展。从本质上看,这些变化虽然赋予资本主义以种种新的特征甚至某种生命力,但这并没有使资本主义摆脱马克思主义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内在的基本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提高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了,这使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等世界性难题趋向激化。这些矛盾与难题,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只会使这些矛盾与难题进一步加剧。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姜述贤谈到,20世纪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唤醒了世界人民,这不仅促进了世界和平运动在全球的此起彼伏,进而制约了资本主义极端势力通过战争称霸全球的图谋,也加速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建立和全球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世界上一系列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主权国家的出现,对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世界事务的决策,都发挥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与此同时,学者们谈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因苏东剧变而使世人困惑。但新世纪以来的世界形势的发展,并非如弗兰西斯?福山所宣称的那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对决中,“已没有任何其他的对手”,也没有证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程和矛盾。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舍甫琴柯所说:“今天,在解决现代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文明论变得越来越不具有普世性了。”在他看来,关于国家生存和未来发展问题的真正答案,只能到各国的历史的、首先是经济的发展特征中去寻找,而不是到不同文明在精神道德价值观和文化成就的异同程度中去寻找,即只能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方法论。总之,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今天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2.20世纪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中联部研究员俞邃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有人认为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指责十月革命搞糟了,这是不对的。苏联模式是在没有现成可资借鉴的经验、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在国内外复杂斗争环境中逐渐探索出来的。这一模式在形成的初期,适应了经济落后、结构简单和以增强国防为经济首要发展目标的国情需要。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人民福利保障体系。
但如一些学者所说,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为克服这些弊端,苏共和中共都曾不断探索,试图进行改革和调整。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员吴恩远回顾了苏共历史上进行的多次改革,认为这些改革尽管成效有限,但一次次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如,1953年,马林科夫提出在加快重工业发展速度的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1957年,苏联提出要改革高度集中的国民经济体制。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文章的发表,就是借鉴了苏联的教训,试图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协调做出调整,以避免走苏联的老路。1965年,科西金实施旨在提高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第一次提出把改革的细胞建筑在国有企业上,为后来各国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苏联自1979年开始的改革,实际上有了促进社会和经济共同协调发展的意识,对我们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历史证明,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与80年代后期苏共领导人放弃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不同的,前者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后者葬送了社会主义的成果。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从回顾俄罗斯现代化历程的视角,分析了20世纪俄国的百年革命及其社会后果。他谈到,20世纪世界文明进程的特点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紧张过渡。直到20世纪初,俄国仍是一个农业国。20世纪,俄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阶段(1905年~1917年9月);社会主义阶段(1917年10月~1990年);自由主义阶段(1991年~现在)。1905年的革命未能开启国家通向全面现代化之路,仅局限于政治制度的某种自由化。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但是临时政府在通向新的工业社会的道路上没来得及或没能采取任何实际的步骤。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一方面推翻了在俄国已经产生的资产阶级关系,同时也破坏了现代化过渡的自然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消灭了阻碍这一过渡的封建残余。这种反常现象是布尔什维克把时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次要矛盾(阶级斗争)误认为主要矛盾。斯大林依靠自身的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苏联工业化,开始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俄国在发展阶段上落后于先进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局面以革命的方式得到了克服。农业集体化和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是在苏联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下发生的,是以真正革命的形式进行的。90年代以来的第三阶段革命,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现代化的特点。实际上,20世纪俄国的历史是走了一个圈,是一代人一生中第二次发生社会经济制度的反向变化。取代苏联计划经济的是带有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市场经济回归,国家步入了否定工业化之路。据官方资料显示,俄丧失了一半的工业潜力。这意味着,否定现代化不是向西方繁荣的方向发展,而是向没有后工业化前景的第三世界发展。这种结局对于国家来讲,可能引起新的震荡或丧失在当代世界上的形象。
说到俄罗斯的现代化,舍甫琴柯在发言中谈到,很多数据表明,俄国从沙皇时期起就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外围”,开始参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为“中心”提供原材料。在18世纪,俄罗斯的生铁产量占欧洲的首位,保障了欧洲90%的市场。然而,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萌芽很早就消失了,主要原因是没有内需。这就是处于“外围”的结果。1917年,俄国退出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而1991年西方又强迫俄国回到资本主义体系,使其再次沦为为资本主义“中心”提供原料的附庸。在舍甫琴柯看来,如果今天谈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谈的是俄罗斯的欧化进程。
3.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在一点上基本达成共识,即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并非垮台,苏联的解体不是不可避免的,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列昂诺娃在发言中提到,在俄罗斯90年代的史学研究中,大都把苏联的解体与民族问题联系起来。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索表明,民族动因之所以可能在政治领域中被利用,是因为国内还有其他激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与之配合,故最有效的分析苏联解体的途径是多原因的思考方法。她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包括民族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缺乏具有科学依据的民族问题理论、领导人的政治立场以及西方的压力,等等。她在分析上述各种原因时强调,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与苏共在社会政治体制中地位的改变有关,民族问题和民族要求的增长是与苏共在国家中影响力的削弱同时发生的。苏共本来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在整个国家实行横向和纵向的领导。戈尔巴乔夫没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建立起一套稳固的、把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体系就把苏共赶出了政治舞台。党组织的瓦解意味着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解体。她还提到,近年来,在俄罗斯史学著作中有关保存苏联的可能性的论题得到了论证。持这种观点的作者考察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基本标志(官方意识形态、执政的共产党、国家政治体制中的苏维埃、经济变革、多民族联邦制等)在1985年至1991年间的演化,并得出了合理的结论:直到1991年,国家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深刻变化、进程为在苏联框架内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改革提供了可能,但当时在国内缺乏能够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的政治力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张树华在发言中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思想上的瓦解。他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思想理论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首要基础,是党保持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苏共后期的蜕变首先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失误埋下了苏共彻底失败的“种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内部势力谋反与外部思潮渗透“里应外合”,结果导致了少数领导人思想上的背叛、部分知识精英发生蜕变,激进媒体借机搞乱思想、割裂历史、崇拜西方、否定自我、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最终与苏联社会中的民族分裂情绪、自由主义说教、激进主义思潮、西方化幻想以及复仇倾向等汇聚在一起,形成滔天巨浪,击毁了苏共,冲垮了苏联。
舍甫琴柯也赞成张树华的观点,认为苏共后期放弃对意识形态的监督和控制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苏共是苏联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由于苏共后期由雅科夫列夫主管的意识形态工作失去控制,矛头指向党,使人们对苏共和国家丧失信心。不仅如此,舍甫琴柯还从更高的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的视角,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西方是通过让苏联参与资本主义的分工来开始将其拖回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他谈到,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口石油换来的美元和低息贷款大量涌入苏联。当局把贷款首先用于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而不是发展后工业时代的高新技术。尤其是党和国家的执政集团实际上无视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而心甘情愿地转换目标,以便成功地阻止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推行。这些改革对社会来说绝对是必要的,但对执政集团在社会中的垄断地位来说是具有威胁性的。1985年9月,由于美国的竭力操纵,石油价格下跌3/4,这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因此可以说,苏联领导人未能找到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办法。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研究员乌特金在发言中具体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所犯的致使苏联解体的错误。在他看来,1988年是苏联解体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戈尔巴乔夫错误地迈出了五步:第一步,向外借贷6000亿美元来发展国民经济。从此苏国内通货膨胀,直到现在俄还在还戈尔巴乔夫时期借的外债。第二步,通过了打击苏联体制的企业法。苏联时期预算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但通过企业法后,预算集中在了10个企业,企业发展遇到问题,从而引发了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情绪。第三步,取消州一级和加盟共和国主管工业部门的党组织。第四步,打击经互会,苏联时期80%的外贸面向经互会国家,戈尔巴乔夫在一天内就提出,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要用硬通货,结果导致经互会消亡。第五步,当爱沙尼亚宣布是一个主权国家时,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结果7个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最糟糕的是1990年6月俄罗斯也宣布自己为独立国家。但这个独立是完全违背俄罗斯利益的。
俞邃认为,苏联解体不是改革本身的罪过,主要罪过在于改革的领导者。他说,改革并没有错,绝不能得出改革必垮的结论。他从苏联在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等十个关系上出现的“扭曲”,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教训。
俄罗斯国立经贸大学教授、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古谢列托夫赞成俞邃的观点,也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必需的,但他认为改革的目标是对的,只是改革的手段不正确。古谢列托夫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宣布了“公开性”后,实质上开始从手中流失了苏共掌握的强大的意识形态资源。因此,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解体负有责任。但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戈的头上也不公平,苏共的精英阶层都负有责任。
吴恩远针对古谢列托夫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违背了1984年苏共中央决议的初衷,对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根据苏联宪法对总统职责的规定,逐条说明了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应当承担的法理责任。他指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没有保护苏联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没有保护苏联宪法的完整性,在国家面临分裂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正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否定苏联的历史人物及其历史功绩的错误做法,对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他还以俄罗斯近年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为依据,批驳西方关于斯大林的统治导致苏联解体的观点,并列举俄罗斯学者、官方、民众重新评价苏联历史的事实。他认为,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还历史的公正。许多俄罗斯学者对此表示赞同。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研究员王一程在发言中认为,在总结20世纪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和教训时,不能不谈到领导苏联的斯大林和领导中国的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功过的“三七开”评价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大于过”的评价,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他强调,能否正确评价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个历史人物,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舍甫琴柯谈到了与斯大林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斯大林体制。他认为斯大林体制的确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功也有过。关于斯大林现象的出现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问题,他谈到了人们今天不再提及的一个话题。1929年,美国开始陷入大萧条时期,有很多库存机器销售不出去,斯大林抓住机会与美国进行贸易。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已经成为一个出口大国,1931年苏联出口总量占世界的1/3,1932年占2/3。当时苏联把所有西方想要的东西如猪鬃、石蜡、蘑菇干、黄瓜等都运出国外,换回的主要是价格低廉的成套设备。在“二战”前的四个五年计划之内,斯大林建造了4000个农场,其中主要设备是在1929年~1932年进口的。西方国家在1932年之后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关闭了对苏贸易的窗口。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到,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斯大林体制的历史必然性。第二个问题是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他认为,由于斯大林的民族政策能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因此在原苏联地区和俄罗斯生活的少数民族至今对斯大林怀有一种独特的深厚感情。当我们谈到苏联解体问题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就是俄罗斯民族。在苏联改革的后期,恰恰是俄罗斯自己提出俄罗斯民族的独特地位,也使俄罗斯共产党上升到了一个独特地位,结果苏共、苏联自然而然地走向解体。经过了苏联解体后的一系列事件,一种新的趋势又出现了,有人试图净化俄罗斯民族,大打俄罗斯民族牌。我们必须认识到,俄国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抬头,这一倾向曾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有过,斯大林曾多次阻止了这一势力的抬头。40年代末的列宁格勒事件有很多谜团至今未解。一直有很多势力想打俄罗斯牌,这一趋势又清晰地显现在俄罗斯最近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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