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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学习马恩著作
作者: 2010-06-03 09:26:00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9期
——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谈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顾问、
中组部原部长 张全景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非常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但是,有人竟然说,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不重视马恩著作的学习,特别是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卡尔?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很明显,这些说法是非常荒谬的。下面就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包括恩格斯所写《导言》,下同)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谈起,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学习包括《法兰西阶级斗争》在内的一系列马恩著作,一贯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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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兰西阶级斗争》1942年就在延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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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2〗《法兰西阶级斗争》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在这本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国的整个一段历史时期做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则。该书原来是马克思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的三篇文章:即《1848年的6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1895年结集出版时,恩格斯收入了他写的一篇文章——《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同时写了《导言》,印在四篇文章前面。《导言》共有40个自然段,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评述了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第二部分反思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期间关于革命运动条件和进程的看法;第三部分阐明了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与策略。《导言》是恩格斯晚年的一篇重要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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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在查到的资料,《法兰西阶级斗争》早在1942年7月就由延安的解放社出版,这比某些人说的1956年早了14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即提出要加强干部教育,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进驻延安,我们党抓住这个相对稳定的有利时机,号召全党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为适应这一需要,中央在延安创办了《解放》周刊,建立了出版机构解放社。1938年5月,成立了马列学院,由张闻天任院长。马列学院内设编译部,集中了一批人才,在张闻天的亲自组织领导下,开始有计划地编译出版马恩列斯著作和党内文献。1938年到1942年,解放社出版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丛书”,《法兰西阶级斗争》是其中的第12本。这本书的封面书名为繁体字,从左向右横排,右下角标注“马恩丛书12,1942”字样。译者柯柏年,原名李春蕃(1904~1985),广东潮州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先后在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外事组等机关工作,建国后主要从事外交工作。柯柏年是当时比较知名的马列著作翻译专家,除《法兰西阶级斗争》外,还翻译过《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帝国主义论》等著作。毛泽东对柯柏年的翻译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6年,柯柏年就翻译了《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当时的译名是《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刊登在汕头《岭东民国日报》的《革命》副刊上。
《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译本在延安出版后,受到广大党员干部的热烈欢迎。为满足读者需要,解放社多次重印,甚至用土纸印刷,以扩大发行。当时的总印数没有查到,但据参与编译的老同志回忆,第一次大约印了2000册,后来重印时,有一版注明印了5000册,还有一版注明印了10000册,根据这些印数推测,发行量应该是比较大的。该书不仅在解放社印行,其它根据地和新解放城市也大量翻印。从现有材料看,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上海、山东、东北、华中等地的新华书店都有翻印,至少有10多个不同的版本。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7月初版时翻印了10000册,1950年3月再版时又印了5000册;山东新华书店1949年7月翻印了10000册,同时在版记中注明“本书系根据解放社1949年六版本翻印”;东北新华书店1950年6月翻印了6000册。从上海、山东、东北和华中地区翻印出版情况看,其它根据地和新解放城市翻印的可能性也应该是存在的。人民出版社从1949年5月到1963年2月五次印刷,一共印了47000册。另外,1954年苏联编纂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1958年、1961年、1963年中央编译局编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也收入了《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导言》不是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不是在1956年以后才接触到恩格斯晚年这部“最重要的著作”。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和高级干部都参加了整风学习,他们应当学习过这部著作,对其基本思想亦应有正确的理解——至今没有听到或看到他们对这部著作在理解上有什么歧义,更没有听说他们对该书做过“和平主义”的解释。可惜的是,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的中共中央领导干部都已经去世,否则,他们一定会用当年阅读这部著作时的收获,来反驳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恩格斯的《导言》这一奇谈怪论!
需要说明的是,“导言”一词,1949年以前和建国初期的版本均译作“序言”,后来改译为“导言”。两者虽然在遣词用语上有些地方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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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恩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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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一贯注重马恩著作的出版与传播。我们党成立之前,即由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将马恩著作翻译到中国,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等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期间最值得称道的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正式出版。《宣言》出版后,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各地争相翻印,不断再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恩著作的出版日益增多。1921年9月1日,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由当时担任党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亲自主持,并兼任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人民出版社曾经计划以“马克思全书”的形式出版马恩著作,以使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全貌有一个系统的了解。但是,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现。1923年11月,我们党又在上海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专门出版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革命书刊,印行党的对外宣传刊物。上海书店还在各地建立发行机构,为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转入了低潮。但即使是在那种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工作者也尽一切可能,利用一切公开和秘密的形式翻译出版马恩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一个全译本和《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就是在那时的白色恐怖环境中翻译出版的。这三部马恩著作的出版,不论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千方百计印行马列著作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瑞金就曾用木板印刷了一批《共产党宣言》。苏区干部为了学习和掌握革命理论,有的一字一句地抄写马列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延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并克服了巨大困难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特别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满足学习需要,解放社出版了一系列马恩著作,除前面提到过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共产党宣言》外,还有《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资本论〉提纲》、《思想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等;同时还出版了列宁、斯大林的一批著作。据了解到的情况,延安时期在解放区翻译出版的马恩著作有30多种,翻译的内容也比以前广泛得多。此外,这一时期,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为代表的进步出版界,在国统区和敌占区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一方面翻印解放社出版的马恩著作,另一方面又翻译出版了一些新的译本。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在上海出版,这是我国第一个《资本论》全译本。
解放战争时期,马恩著作的翻译出版继续发展,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发行量也迅速增加。
建国以后,在出版传播马恩著作方面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是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的成立。1955年,中央编译局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1974年,39卷本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部出齐。从1977年开始,中央编译局又将马恩早期著作、读书笔记和手稿,特别是马克思大量的经济学手稿,作为《全集》的补卷出版,到1983年11册补卷也全部出齐。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撰写的大量著作和书信差不多全部译成了中文。在此期间,还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等专著。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央编译局总结数十年来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丰富经验,吸收国内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经党中央批准,开始重新编译出版7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力求使译文更准确,考证更严谨,资料更翔实,语言更流畅。目前,这个新的版本正在陆续翻译出版中,受到了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广泛传播,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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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学习马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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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武装自己,十分热爱学习马恩著作。建党初期和战争年代,尽管受到各种不利条件的限制,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克服重重困难,认真学习马恩列斯著作和进步书刊。即便在白色恐怖情况下,仍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如饥似渴地学习,有些被捕的同志在敌人的监狱中还坚持学习。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培养教育干部,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特别是延安时期,全党同志大兴学习之风,形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专门成立了“总学委”,由毛泽东负总责;各系统、各部门也建立了学习组织,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领导。中央高级干部曾划为10个学习组,毛泽东亲自担任第一组组长。各单位和同志之间还开展了学习竞赛,大家晚上在窑洞里或认真读书,或专心听讲,或热烈讨论,学习气氛十分浓厚。据延安时期参加翻译“马恩丛书”的同志回忆,当年中央领导同志学习马恩著作的热情很高,有时译稿在送出版社之前,就被毛泽东要去阅读,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也经常提前借阅。那时马恩著作较少,大家就相互传阅,第一个看完送第二个看,第二个看完又送第三个看,你传我送,争相阅读,现在还能在那时出版的一些马恩著作的扉页上,看到某某同志送某某同志学习的字样。有些健在的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大家很注意学习,凡是延安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可以说无一不读,而且是争先恐后。抗日战争后期,面对革命形势的新发展,毛泽东又一次号召全党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他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五本马列著作,为夺取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奠定思想理论基础。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学习马列著作,并亲自审定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干部必读”四个字是他亲自加上的),共12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篇完整的马恩著作,还有经他亲自审定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十二本书”对培养教育干部,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马列著作的学习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57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提出,要通过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中央宣传部按照中央要求,选编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其中也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有关论述。1963年5月,党中央指示党内高级干部要学好马恩列斯著作。为此,中央宣传部拟定了“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即通常说的“三十本书”。这“三十本书”包括马恩著作11篇(其中有《法兰西阶级斗争》),列宁著作11篇,斯大林著作5篇,普列汉诺夫著作3篇,也是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为便于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还要求将“三十本书”印1万至3万册大字本,并专门写信给中宣部领导同志,嘱咐大字本书封面不要用硬纸,篇幅大的书要分装成十册八册,中等的也要分装为几册,使每本减轻重量,方便大家尤其是老同志阅读。对出书这样的“细小”事宜,党的最高领导人关照得如此具体,足见我们党对学习马列著作的重视和认真。“文革”期间,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进行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六本书”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学习,以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六本书”中,马恩著作4本,列宁著作2本。
毛泽东不仅历来重视全党的理论学习,而且更是全党学习的典范。他博览群书,读得快、记得牢、用得好,尤其对马列著作更是刻苦学习,勤于思考,紧密联系实际,力求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集中全党智慧,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毛泽东藏书中可以看到,他所收存的马列著作都是反复阅读,圈圈点点,旁加批注。长征途中,他丢弃了许多东西,但几部马列著作一直带在身边。延安时期,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花大功夫学习马列著作。从现在保存的延安时期出版的“马恩丛书”中,可以看到有他亲自签名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当时,他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会,约请一些理论工作者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1947年转战陕北时,虽然战事频仍,但他依然携带了一些马列著作。建国以后,国事繁忙,仍挤出时间坚持学习,对一些重要著作更是反复阅读。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介绍,毛泽东建国后多次阅读《资本论》,在他读过的《资本论》上写有4个阅读时间,说明他至少看过4次。1954年,他在阅读时还写下了“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1867年,距今87年”等批注。在195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以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为例,谈了哲学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他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在与别人谈论逻辑学时,毛泽东也提到过《资本论》。1959年,他亲自组织一个读书小组,联系中国实际,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一步探索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非常勤奋,有时离京外出也要带上。1959年10月23日,他到外地考察时携带了一批图书,其中就包括《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等。毛泽东非常重视学习素有“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之称的《反杜林论》。长征期间,他一直将该书带在身边。1938年,他在送别到延安访问的梁漱溟先生时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这段话在毛泽东年谱和梁漱溟先生的回忆文章中都有记载。
周恩来也是我们党学习马恩著作的典范。现在可以找到的建国前出版的马恩著作中,就有他亲笔签名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他在天津狱中还坚持向难友宣讲马克思学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不仅是学习马恩著作的典范,而且他们当中有些人,如李大钊、李达、博古、张闻天、李立三等,都亲自参与过马恩著作的翻译工作。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任弼时、瞿秋白等,也主持或组织过马恩言论的专题编辑工作。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有相当深刻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要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十分重视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武装自己。说他们不重视对马恩著作的学习,纯属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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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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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声称列宁“修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而毛泽东又主要是学习列宁、斯大林的思想,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其明显的时代特征,但二者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观察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所要实现的革命目标也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是基础,是前提,没有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产生列宁主义;没有列宁主义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因此,二者是坚持、继承、发展和创新相统一的关系。绝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对立起来,不能说十月革命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但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去年俄罗斯还重新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胜利,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些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是摆在人们面前不争的事实。至于某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马恩、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时,哪个多读几本,哪个少读几本,这并不说明问题的本质。关键的是,无论读哪本书,学哪篇文章,都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领会其精神实质,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如果说我们党的领导人较多地读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那也是完全应该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在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他们的著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接近中国国情,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胡锦涛总书记今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毫不动摇地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我们要按照胡锦涛同志讲话的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教育干部。当前,在党员干部中提倡学点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很有必要。现在有些人不仅否定列宁、斯大林,而且以维护马克思主义为名,行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实;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名,行否定毛泽东、否定党的历史之实。这是很危险的。苏东剧变不就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到否定列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步步改变颜色,从而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吗?许多国家的“颜色革命”,不也是从舆论误导开始的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我们要高度警惕目前思想理论战线的种种错误思潮,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负起责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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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4H〗请将领导同志的批示反馈给编辑部〖JY〗联系电话:8519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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