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视野中的中国特色新现代性
内容提要:速度是现代性的中心问题。但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和商业创新把既有的欧式现代性推到全球“流动现代性”状态,使之成为直接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把人拖入激烈竞争的不确定性和恐惧之中。这也给中国发展带来压力、风险和诸多不利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同于旧有现代性的新文明探索。中国道路必须体现涵盖了新发展理念、发展观点和发展方式的新速度观,其内涵是国家繁荣、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共进,生产力和文明整体发展的同步,中国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这种新速度观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全球流动现代性/中国道路/中国特色新现代性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相对落后和西方列强侵略下开启的,并是在其长期挤压下进行的。这使得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赶超特点,速度成为决胜的关键性要素。在今天,我们已经“大踏步赶上时代”,开始了新的历史性转换:在发展方式上从追求速度到质量,在发展观念上从重财富增长到社会进步,在发展理念上从“赶上时代”到“超越西方”的新文明创造。在新的语境中,虽然速度仍然是中心问题之一,但其意义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速度既是新发展理念、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基础保障,又是其价值体现:面向新文明的创新,实现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整体发展的同步,国家繁荣、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共进,中国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这种新的速度观的理论基础。
一、新速度观是对欧洲现代性“创造性破坏”后果反思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质,这种“不断的变革”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又造成巨大的冲突性社会后果。以技术创新为例,“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2]。因此,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欧洲现代性表现为一个不断加速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重点分析了这种对抗,并揭示了生产力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劳动、共同体、道德甚至自然的破坏作用,探索了打开新的历史可能性和创造不同于欧洲既有现代性的新文明的道路。
尽管新文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它的实现就如欧洲现代性的形成,也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也将经受由技术革命、管理革命和文化激变共同带来的更剧烈的“创造性破坏”,甚至像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全球性灾难。因此,马克思以后的全部批判理论,从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理论代表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今天各种各样以生态、技术、种族、性别、社会公正等主题为切入产生的新视角,都是围绕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机制展开的。随着反思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过程和事件的加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3]。其中,法国哲学家维希留提出“速度学”并以此来解释现代社会的逻辑及其矛盾,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发展出“流动现代性”理论来全面评估今日生活之不确定性及其带来的危机,都深化了现代性批判。这些理论开辟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今日资本主义的发展势态,反思欧洲现代化道路,展开新文明探索。
在维希留看来,人类历史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就是一场竞赛,这场竞赛的核心便是速度。这样一来,“速度即权力”[4]。在他看来,工业革命所塑造的现代性乃是时刻准备与他人争权夺利的现代性。其结果,在今天,“不再有‘工业革命’,而只有‘速度革命’;不再有民主,而只有速度政权;不再有战略,而只有速度学”[5];速度统治将成为这个世界的普遍法则,而在不断加速的进程中,“失”最终将超过“得”[6],人类生存将陷入“速度虚无主义”的境况。从环境角度说,光电技术使实时和数字化通讯成为现实,速度消除了空间和时间的独立意义,把空间转换成“速度—空间”。这样的空间,不仅使传统上与巨型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的领土和城市空间以及与之一致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始瓦解,而且在根本上使得人们对其的感知不再可能。从社会角度说,在现代性征服(支配)进程中,速度成为绝对权力,塑造了“全世界都远程在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既有生产方式霸权的数字化使新技术成为隔离和排他工具,全球将成为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速度政权”或“全球极权主义”。从个体生活的角度说,在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支持下,世界开始了“除了自身以外无任何参照物的旅程”,人类创造了倾向于压抑“在世中”的“世界之外的生存”,即没有真正空间位置的“远程在场”。同时,技术对人类身体的“殖民化”,装备了各种互动性假肢的人类远离客观世界丧失了人类原初存在的时空感,这决定性地改变了人的在场方式。在维希留看来,上述几方面已经成为当代最深刻的生存危机。虽然他的分析具有夸大的预言成分,但在某种意义上,却也正是对今天日益失控的全球冲突的准确判断。
如果说维希留的看法具有夸张性质也过于悲观,那么鲍曼关于当代社会危机的分析则是中肯而尖锐的。通过改造《共产党宣言》(“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提法,鲍曼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7]理论来说明今天西方的状况,从而也回应了有关“软件资本主义”(software capitalism)等理论。在西方学术界,有关流动性、弹性、柔软性等提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微观变化(从企业内部管理到企业制度,到生产和营销模式,再到金融服务代表的资本积累模式等等)而成为理论热点,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的新型描述。“后福特制”“软件资本主义”等是比较流行和热门的语汇。鲍曼认为,资本主义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用“柔性资本主义”(soft capitalism)这样的术语来定义并不恰当。在他看来,软件资本主义时代不仅与其硬件资本主义前身一样坚固和坚韧,而且如洪水和江河决堤那样,破坏力更大,所以他主张用“液态”来描述当代状态。[8]。他认为在总体上不断加速的资本主义液化(即流动性),不仅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性质,反而使其破坏性后果更为严峻。这是因为运动速度和更快的运动手段在稳步增长,不仅“速度、交通工具的使用和由此产生的移动的自由,一起构筑了权力的金字塔”[9]。,两极分化以新的方式更剧烈地增长,而且由于流动性,整个社会环境和生活都处在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中。在鲍曼看来,时代液化了,不仅权力、工作、个体的身体都液化了,而且整个生活也液化了,甚至恐惧都液化了。就生活来说,在流动的现代性之中,生活再也不能维持某种固定样态,而成为瞬息万变的走马灯式景观;创造性破坏过程,使生活成为垃圾处理业;最终,生活变成一场为维持保质期的永恒竞争、西西弗斯式的苦役和焦虑。在这一语境中,“恐惧现已深入我们的生活,渗透进我们日常的生活规律当中”[10]。由于恐惧,“完整的生活现在成了一场漫长又或许无法取胜的斗争”[11]。在他看来,流动现代性就是一种“过度、剩余、垃圾以及垃圾处理的文明”[12]。
鲍曼用液体比喻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发挥了马克思的观点但又未简单重复。“液化”这种提法表明:今日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已经不再局限于马克思时代直接观察到的经济和政治领域,而是深入人类全面的生活和灵魂领域,甚至使文明降级了。所以,鲍曼强调:“今天,人类解放的前景与在马克思看来很清楚的人类解放前景相比,是大为不同的,虽然说,马克思当年对不可饶恕地有害于人类的世界的谴责,丝毫没有失去话题性与紧迫性。”[13]
以维希留和鲍曼等人的分析作为参照,我们可以说,在今天全球不断加速的技术创新、产品更新、业态更新和竞争加剧背景下,社会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意外威胁。全球性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都深刻地表明,如果不能改变既有欧洲现代性的发展观念和方式,人类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文明存废也会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在这种改变过程中,发展质量而不是发展速度正是焦点问题。
二、新速度观也是我国发展之防范风险的现实需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代中国人的努力,从革命到建设,中国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现代化角度说,这一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进入新时代,中国不仅在以数量计算的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一定成就,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道路选择、制度创造和文化发展所展现出来的力量都使世人确信,当代中国不只是接近完成民族复兴和繁荣大业,而且必定能够走向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成为有别于已有的欧洲现代性的另一种新的现代性的希望所在,能更自觉地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与此同时,自觉和积极地总结自身在探索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就成为更迫切的现实需要。这其中,对我们自身发展所面临的压力和风险的清醒认识构成了核心课题之一。以速度作为观察视角,这些压力和风险将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诸多方面。
首先是来自全球流动现代性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及其内化的压力。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不外在于世界,而且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随着全球相互联系和依赖的不断增强,全球交往日益频繁和深入,中国不仅越来越直接地面对全球现代性风险(从市场不确定性到政治军事冲突和文化碰撞),而且亦不可避免地产生因为市场的普遍化而导致的各种压力。例如,从外部环境角度说,新世纪以来,不只是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样的巨大事件,而且国际政治、科学技术、金融动态、产业调整、劳动分工等因素都更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绩效。从内部结构角度说,随着市场作用的加大,货币经济和消费社会的文化挑战已经形成。就如西美尔指出的那样,在货币经济中,“事物在某种程度上被磨光、磨平,它们粗糙的表面日趋平滑,不间断的夷平过程在事物之间展开,它们的流通、给予和接受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经济时代的速度进行,越来越多的东西,看起来置身于交换之外,实际上却被卷入永不间歇的交换之流”[14]在日常生活层次上,金钱拜物教对社会团结所需要的道德密度的挑战业已成为我们共同体和文化建设的巨大课题。
其次是因经济高速增长的时空压缩机制产生的内在风险和压力。与大多数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奇迹不仅得益于强烈的赶超意识和决心[15],而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万众一心走自己的道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解放生产力。不过,我们应当看到,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同时造成了时空的高度压缩,从而放大甚至扭曲了市场本身固有的不平衡法则,不仅在结构上造成地区、部门、领域和人口之间的失衡,而且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巨大压力。例如快速的城市化,为中国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塑造了巨大的实体基础,但同时也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并因此积累了新的压力。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口的集中、汽车保有量的增加等方面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不仅带来环境(如耕地减少、雾霾、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就业、生活成本(特别是与产业结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高昂房价)等方面的压力,而且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还面临着从社会组织、社会保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完成城市化了的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换问题,产生新的社会治理挑战,这使得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任重道远。再如,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受到竞争和政绩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也产生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掠夺式发展,即对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如各种不切实际和效率低下的景点、名人故里和特色小镇)和人力资源(如低端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竭泽而渔式的过度开发,造成了畸形的地方经济结构,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还有一些是在地方竞争过程中产生的扭曲发展,即不同地方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不仅效益不高、创新不强,而且直接造成某些产品的积压和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等实际问题,这些都构成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的直接压力。还比如,地方之间和人群之间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增大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隐患。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6]而在过去的经济高速度增长中,生产力的发展得到优先保证,但财富分配的差距也明显增大并呈现固化趋势,共同富裕目标也因此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最后是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惯性和社会文化发展惰性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一方面,高速度惯性直接提出了整体社会创新的要求。高速度惯性首先表现为技术规律,最直接的例子是高速交通(高铁、高速公路)、“互联网+”等方面技术的突破,其效率和安全不仅使得相关技术创新成为焦点,而且直接从技术角度提出了社会适应性要求,即带来新的社会治理创新要求,近年来日益成为焦点的互联网金融安全和电信诈骗问题便是重大例子。同时,高速度惯性也表现为由社会生活普遍联系决定的经济社会规律,例如不仅产品、业态的更新速度加快,而且人口在居住、职业、生活方式、时尚等方面的流动性增强,这极大地改变了既有社会生活的习惯和逻辑。鲍曼的“流动现代性”描述的便是这个问题,而他提到的许多问题,在我国也确有发生,例如社群以及社会保障的收缩、人们行动的时间视野缩短、风险社会的形成,等等。[17]在总体上,我国也进入了高速度作用下的不确定社会语境,这也正是社会安全隐患增加和社会治理复杂性增大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面对高速度条件下的社会发展新常态,社会文化的适应和创新显然不足。从发展思路和方式选择角度说,虽然地方性唯生产力、唯GDP、唯政绩等问题得到极大的纠正,但片面追求物质增长的理念已经在高速度中形成某种制度惯性,并且在地方和人群不平衡条件下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压力即攀比,不是通过创新创业寻求高质量和高效益的持续发展,而是通过土地财政、华而不实的招商引资工程试图一夜暴富,这种做法在县域层次上仍然不少。从居民生活角度说,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高速增长,居民形成了在就业选择、消费结构与文化预期上“狄德鲁效应”的普遍化,这个效应不仅表现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且在逻辑上则表现为“越多的越不满足”,在追求上就业形成对北上广深的“淘金热”和高收入偏好引领的人才流动,炫耀性和攀比性消费以及人情关系泛化,甚至以财富多寡来衡量的成功人士和一夜成名的明星作为人生标准并在竞争条件下深刻地影响我国的教育。例如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种理念作用下形成的基础教育优质资源竞争和匪夷所思的教育手段带来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在总体上,我国社会文化仍然只是被量的高速度拖着走,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惰性,而没有适应它的质的创新要求。这将成为未来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巨大瓶颈。
上述这些方面,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全面深化的改革旨在解决和突破的从高速度经济增长到高质量社会发展的难题。在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取得的历史性变革基础上,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未来指明了道路,表明经过百余年奋斗,我们在“赶上时代”基础上已经开启了“创造新文明”的新征程。
三、新速度观是新思想的要求和新价值的体现
党的十九大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基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更新和更深认识,概括了我党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告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无论是从我国百余年现代化奋斗历程看,还是从世界五百年现代化的经验看,这都意味着我们已经站到从追赶到超越的门槛上,新文明的探索将成为焦点。在这样的新时代里,一方面,我们必然面临着更宏伟和艰巨的文明发展形势;另一方面,在全球流动性语境下,也将面临更复杂的竞争和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以更大力度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优势,加快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繁荣、建设强大的现代化中国的进程。这意味着,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不是简单地降低速度,更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高质量的速度,即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整体发展的同步,国家繁荣、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共进速度,中国与外部环境协调发展的速度。这样的速度,需要在国家层面实现新的发展理念、战略和方式转变,在社会层面上实现结构和治理能力的创新,在个人层面上实现新的生活方式创造和文化创新。从这一角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充分表达了这一新文明的速度观,回答了新时代速度的意义(高速度为了谁)、速度的含义(高质量的速度意味着什么)、速度的源泉(高质量的速度从哪里来)和长期稳速进行的保障等基本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克服旧有欧洲现代性之弊端的新文明探索。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是其理论基础,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是其领导,群众路线是其实践的核心特征,从理论到实践,都贯穿着人民的中心地位。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发展速度始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的发展的客观要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强调,是面向新文明创造的新速度观的理论前提。党的十九大强调,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论断,一方面科学地指出了改革开放创造的中国速度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和新的社会发展要求,高速度发展的生产力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带来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增长,而那些与高速度相关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则成为新的难题;另一方面突出强调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牢牢地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人的全面发展锚定在我国的奋斗目标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我国当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不仅为我们解决一般层次上的速度问题面临的工具或价值冲突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指明了速度旨在服务的中心问题:促进全社会的更加平衡和更加充分的发展,从而加快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进步。
新发展理念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创新是新文明速度的内涵。新的速度意味着新的发展理念、观念和方式。科学发展道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具体战略和方式,多维度地为新文明的速度观规定了内涵。在这一发展理念、观点和方式作用下,新的速度将是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区域平衡、社会和谐的速度。简言之,加快建设新文明所需要的经济基础的速度,是创新的速度。
创新,归根结底是最广大人民首创性和积极性更充分的彰显,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充分的发挥。也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文明所需要的高质量速度的源泉和保障。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也是创造新文明的速度的保障。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既是新的速度源泉又是其强大保障。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精神指引的全面生活方式变革是新文明速度的体现,亦是我国经济社会稳速进步的长期保障。从西方经验看,鲍曼所称“流动现代性”的种种危机最终都是在生活方式上体现出来的,它造成了人类在精神状态上的双重困扰,一方面是外在条件和目标上的高亢奋进势头,另一方面则是在内在满足和意义上的焦虑和压抑。新文明必须直接回应这个问题。因此,加速发展的新文明,必然也是一个加快文化自信建设、夯实民族发展精神力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乃是新文明速度观的最终体现。
面对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新文明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标志,中国现代化开始了不同于旧有欧洲式现代性的探索新阶段。在新文明探索的新征程上,没有现成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典范可资利用,一切都将依赖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新的文明是一种高速文明,在探索过程中,一方面,要有“等不起”的紧迫感,另一方面要有“不失毫厘”的认真劲。这也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给我们提出的基本要求。
作者:卓承芳,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5页。
[3][德]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4]Paul Virilio,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in Semiotext(e),1999,p.15.
[5]Paul Virilio,Speed and Politics,in Semiotext(e),2006,p.69.
[6]Paul Virilio,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in Semiotext(e),1999,p.48.
[7]鲍曼的英文原文是Liquid Modernity,直译是“液化的现代性”,我们采用了流行的中译。在涉及一些具体表述时,我们同时使用“液化”用法。
[8]Zygmunt Bauman,Liquid Modernity,Polity,2000.p.221,中译文参阅[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3页。
[9][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15页。
[10][英]鲍曼:《流动的时代》,谷蕾、武嫚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11][英]鲍曼:《流动的恐惧》,谷蕾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12][英]鲍曼:《废弃的生命》,谷蕾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13][英]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150页。
[14][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15]例如,毛泽东在1956年曾说,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就要开除球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17][英]鲍曼:《流动的时代》,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