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行动话语
内容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生发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在执政党追求改善人民福祉、改变国家命运的历史过程中发展,成熟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觉醒,也是指导中华民族“强起来”,实现伟大飞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的行动话语,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上厘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及学科发展作为,可以更好地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瞻性,更好地把握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更加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有实践目标,更好地推进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与行动方案供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行动话语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一,在于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也是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这一基础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的理论创新得到确认,并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等伟大实践的指导思想。由此,把握和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实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的话语分析中聚焦于中国历史处境和发展境遇,厘定伟大理论创新的出发点,抓住时代特征,推动四梁八柱改革框架落实,探寻解决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的新路径,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①的历史职责所在。
一、行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的出发点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的指导力量在于,它首先顾及的是历史创造者人民及行动存在方式,是诸多个体行为及活动多方面展开的社会实践。作为行动者的人民,“不同于既成的对象,而具有生成的性质……人的现实性品格通过其生成过程而确立,而人的生成过程,则以人在不同历史层面展开的行动为其实质的内容。”②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观照的“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空间,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永远处在一种不定型的状态之中,是需要人的行动去加以诠释的一种状态。”③由此,行动是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意义的出发点。
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经济腾飞已为世界所承认的同时,需要理论的发展创新以解释并进一步引领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大成果,被赋予了与中国力量、中国经验相匹配的高度。而在攻坚克难、涉及利益深水区的改革仍需全面深化推进之际,在以经验提升和问题回应为主题的前瞻性、深刻性价值判定、理论洞察确立之后,更重要的是行动落实。尤其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真抓实干、言胜于行,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同时,行政生态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为官不为、懒政、怠工等消极状况。因此,梳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的现实背景及时代特征以更好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需要“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梳理这些限定,让人能够不再在开展行动时受到限定的束缚,”④需要在全球化视野中聚焦中国视角,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实践中“形式、观念的物化性质和实用特征”,⑤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逻辑出发点。
放眼全球,世界并不太平,世界秩序已然出现许多问题,仿佛整个世界已然进入振动模式。从针对中国边界的种种寻衅到一些欧洲国家出现的动荡,从极端政治力量在一些国家及地区勃兴,到拉美民粹主义左派转向右派势力上台,乃至中美贸易战等等,都是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外在不确定性,也彰显着改革不得不面对的境遇——“‘共同命运’并不是选择问题。依赖于我们选择的是,共同的命运将在共同毁灭中终结,还是产生共同的情感、目的和行动。”⑥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社会建设成就未能完全同步,甚至出现了不协调的状况,各种被制造的网络舆论、暴力上访、非传统安全事件等反映社会不同群体的价值偏好及诉求,已经与国家的主导价值取向发生某种程度的游离乃至冲突,呈现出个体间政治性依附瓦解后的“自发性生态”,……滋生出理性不足、非理性横行、激情张扬、活跃对冲并危及政治体制,而国家治理应对乏力、能力不足更使诸多社会力量走向执政党和政府的对立面。面对这一状况,需要在全球治理层面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共在,在国家治理层面落实推行“信任—合作”理念,以行动主义合作治理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培育共生共在的公共文化、形塑具有公共精神的行动者,造就具有包容精神和行动能力提升的服务者,健全公共生活,达到国家治理体系全面协调和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提升的目标。
正是通过人们交互式的、共有的实践行动,心灵、理性和共识才得以型构,国家—社会生活得以组织、再现和变迁,历史得以生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⑦改革开放是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社会实践领域及过程,是具身的、与物质、心理、文化、时代环境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各类活动——既需要有着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态度,又需要意识到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在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方案,不可能从西方工业国家历史上的理论或思想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更不能指望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需要从国情出发找到适应当前中国实际的治理路径。以张扬个体道德以及国家治理公正性为目标,集聚有行动能力的个体,通过主动的行为者之间保持的协商与合作达成共有实践,达致共生共在之鹄的,使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体实践及核心话语。
基于共有实践的共生共在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绕不开的主题。正是“共生共在”的提出使人们对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性”的构想有了更为深切的领悟,提供了从“类存在”出发思考社会发展中合作行动的可能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⑧人之所以为人,有着多元多样的规定性,而不同的规定性同样需要通过行动得到确证,“类存在”表明了人“是什么”与“做什么”具有内在一致性。“人的行动使人和世界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又进一步制约着人与世界的存在形态(成为什么)。换言之,人与世界之成为什么(发生什么变化),与人的行动(对世界与人自身的作用)无法分离。行动与世界的以上关联既使行动获得了现实的品格,又赋予它以深沉的本体论和价值论内涵。”⑨
“类存在”的人的共生共在需要以丰富的创造性行动来诠释。“人作为人的本性,只能存在于同外部世界即人的对象性存在的内在统一性的一体关系之中;而且这种一体性的关系不但构成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对象,同时还是人的自为活动所遵行的一个基本原则。”⑩确认基于共有实践的共生共在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提出的“类存在”的自洽性,可以使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实践本性得到深刻理解,也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出发点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因为“类本质作为人的本质的统一性,不但必须以个体的差异性、多样性乃至对立性为内容,而且它也只能在无限多样的个性中去体现自己、实现自己、完成自己。”(11)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而包含在人们的生活与活动之中,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有实践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表明,需要找到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更着重于秩序建立、制度建设和体制健全的实践路径。
二、行动优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改革开放40年,在政府主导全面变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多元性、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如何应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群体不同诉求为症候的社会领域分化事实,避免片面性的效率追求,结合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构建起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依法进行引导和规范的社会治理体系,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将政府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归置、融领于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背景——工业化、后工业化、全球化的交织共在——且这种特殊性使中国道路选择和问题解决没有任何现成的参照系前提下的必然选择,需要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有实践的落实方案。
当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逐渐加入到国家治理中,当政府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进入合作治理过程时,需要有体制力量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共有的实践场域,使公共生活走向自我健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社会状况和基本矛盾,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已经确立的路线方针、已经建立的制度框架、已经公布的改革方案、正在完备的政策体系前提下,改革的重心转向“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12)保障既有路线方针制度稳运行条件的方案落实及问题解决。“既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13)在改革开放40周年既有经验总结、制度创新和体制安排的基础上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作行动体系。
一方面,公共权力应该且必须在制度轨道上运作,以最大程度的满足民众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既是执政党的根本信念,也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治国理政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中国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给深化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合作行动体系的建设目标下,基于共生共在理念培育具有道德自觉性及行动能力的行动者,成为落实各项改革方案的重要前提。
西方的国家治理承继于工业社会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支配,主要在管理型治理框架中对制度进行调整,相信制度完善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在全球化与后工业化的背景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日益呈现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优先完善制度然后再采取行动的方案不尽适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找到不同于西方的路径,暨更加致力于行动优先,让制度成为从属于行动和支持行动的因素。或者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梦想需要落实于具有道德自觉性和积极行动能力的行动者。由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及传播,需要反思传统教育中的出发点和目标,确立行动者的生存与发展现实性并作为出发点,通过行动不断展开而逐步实现对人所面对的自然界、人所身处的社会关系的不断改变,凸显行动者的社会存在及发展的现实价值,取代可能出现的泛泛而谈,避免理论教育的庸俗化和空洞化。
当前“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的频发是由于社会的结构性缺陷引发的,社会治理应当增强人的主动性和方式、方法的灵活性……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改革行动中达成共识的一些基本问题。”(14)只有在这些方面达成共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行动者才可能尽力避免维护旧体制的行为,避免陷入对枝蔓问题的关注,更不会将改革庸俗化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性应对,代之以寻求合作治理的、行动优先的变革方案。在此意义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播需要找到契合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状况的传播机制,在行动者意义上引导受众,使其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
在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基本单元的背景下,人民是历史“剧”的主角。作为国家所有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前提,个体的道德自觉性及行动能力反映着主权国家时代的该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是政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除了治理体系中的制度的创建与创新,个体的政治心理状况和行动模式对整个国家治理的未来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换句话说,人民民主专政不仅应当建立在法治原则的架构之上,还需要以公共精神、合作价值及行动主义形塑个体及各类社会组织,因为无论怎样完美的制度设计根本上都需要由民众加以践行。历史总是不断在自我否定中前行,行动者需要通过漫长的角色转换过程才能彻底完成生活方式的变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播对于完成这种转换、促进人的现代化和人的解放发展具有重要功能,需要直面社会转型期的种种挑战,通过回归生活世界走向行动实践的教育及研究,培育负责任、高素质、具备治理能力的行动者成为改革能否全面深化的关键。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5)就此,各层次各领域扩大民众有序政治参与,需要克服西方民主缺陷。如达尔所言,“政治阶层各个部分的独立性、渗透性和异质性几乎保证了任何一个有不满情绪的群体都会在政治阶层中找到代言人,但是拥有代言人并不能确保这个群体的问题可以借助政治行动得以解决。政治家们也许不明白如何能通过采取支持某项议题的立场来获益;由政府采取的行动似乎看上去完全不合时宜;用来处理不满情绪的政策可能会受到阻挠;解决方案的设计或许并不恰当。”(16)历次美国大选中的党争丑闻充分暴露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缺陷的同时,也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这种民主政治的思考。西方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以主权者和行动者分离为前提,这种“民主政治”暗含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公共生活本身是审慎协商的结果,是在包容与妥协的意义上被营造的,出于民众权利的争取或掌权者的大度宽容,民众通过“表达”和“代表表达”加入公共生活,但是这一理念的最终结果却是被异化了的形式民主、被掌控的公共舆论和被操控的国家治理。
中国社会已然进入多元化构成的历史阶段,如果抱持西方工业社会已经形成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主权者和行动者分化对立的视角,可能会使改革思维走向禁锢。因为“权威性结构倾向于训练人们的服从,而且会在权威的运行中形成一种服从文化。而在服从得到进一步诠释的时候,就会以依附的形式出现。”(17)也就是说,民主应存在于人的共生共在的行动之中,权威结构中公众参与的热情仅仅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微观层面,或者说,只反映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参与上,对日常生活发生直接影响的问题,才会引发人们的参与热情。而大政方针及非直接利益相关的事务,则更多的是茶余饭后的各式议论。因此,构建起平等的、非控制导向、去中心化的合作治理体系成为必然,因为在所有的共识只存在于具体的行动过程中,需要在共有实践中通过行动体现出来。
作为众多行动者主体构成的公众个体原本是一种成员资格,以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主体出现,是中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从王朝更迭到新中国成立,社会等级制度瓦解之后,开始了中国社会公共生活起点,开始凸显与之前共同形态社会生活缺乏的公共特性。而公众个体之所以能够构建起公共生活,在于其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否则,仅为“可能”意义上的公众。就此,社会治理体系中需要不断地鼓励、引导并提供公众个体参加公共生活的机会,也需要公众个体具备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实质意义的公共生活才能产生。更重要的,全球化、后工业社会背景下公众个体的行动者面貌,也有着与其在之前的社会形态、在集权政治统治和自然经济状况下不同的要求。因为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的遗产,是被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以皇权为中心的教化模式形塑的臣民,而臣民对于其政治共同体中的权力体系是顺从的、依赖的,权威性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被结构化后的特征,因此倡导新时代合作治理的行动素养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
“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开启的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即不把基于血缘凝聚力的和谐共存作为理想境界,也不把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作为善治的标准,而是出于人的共生共在这一目的去开展一切活动。”(18)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中也获得了向实践转向的机遇——在追求人的合作关系及行动中,“人的自由自觉”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与民族国家相伴的政治现象消失后实现——无产阶级只有首先消灭自己才能赢得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的世界。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层面,通过合作而不是削弱他人利益实现能力增进冲突各方的利益。就此,“每一个人都有着合作行动的资格。只要他有着一定的行为能力,只要他认同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理念,并愿意遵守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就能够成为合格的合作者。”(19)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的行动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重要行动平台,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助推力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传播,还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实践,尤其是培育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行动者的任务,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使命,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不仅需要找到其理论基点,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学科任务所在,更需要从发展角度检视和探讨肩负传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理论使命的学科行动逻辑。
首先,“在中国,马克思理论的信奉者们早已成为执政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处于指导地位;建设性、改革性的实践活动方式业已取代了社会‘革命’这一实践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通过批判和变革达到建设的目的。”(20)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承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高级人才培养等职责的同时,要使学科得到优先、优势和优质的整体发展,一方面需要脱离壁垒森严的“象牙塔”,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远离个体生活体验的状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民众的社会生活相结合;另一方面需要秉承“文化自觉”心态,禀赋现实关怀,突破狭隘的学科领域,抱持时代赋予的强烈使命感进行理论发掘及逻辑论证,需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和治理困境,以敏锐的头脑和犀利的目光洞察这些危机的方方面面及其形而上学根基,自信而公允地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累积及理论进展,勇于进行引领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需要以塑造新人为己任。如前所述,人是被建构的社会中共生共在的“类存在”,“就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必将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言,也意味着‘新人’的塑造。”(21)在全球化的风险社会,“不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今人们在相互关系上已处在‘类’的统一体系中,每个人都只能在同人类整体的相互依存中生存和发展,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利益已成为每个人必须关注和考虑的切身利益和切身命运问题。”(22)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深了个体行动者对于真正意义的社会实在的总体性把握难度,更需要通过无限多样的、共有的道德实践及积极行动,完成自身与社会的多样组合并体悟到置身于其中的多样性社会实在。因此,人的发展目标并非传统课堂教育能全部涵盖,需要在不断地建构中获得行动新质。
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共生共在的共有实践中塑造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行动者,不仅是知识层面的,还应该包括“开发人的潜能、发展人的天性、和谐人际关系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23)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人不仅关注科学世界的“真”,而且崇尚行为实践中的“善”和生活世界中的“美”,以行动者及其生活世界为出发点,注重道德价值规范和责任感的培养,使其学科培养目标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理论坚定的信仰者、积极的传播者和模范的践行者。
再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个体—组织(包括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更好地满足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国家治理需要,以行动为核心概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解为一个正在进行的、并存于社会、制度、组织和个体之间非线性的、开放无终止的行动过程,是不同行动者在各个社会领域、各个层次、不同情境下的互动及创造。
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的理论研究及教育实践,包括具体的教学内容及教育形式选择,需要打通公共、私人和日常生活三个领域,建立起理论观点、知识表述与社会生活不同场域、不同情境的联系,切实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改革开放实践的统一性,考虑社会变迁不同因素在时间承继、代际依赖及功能连带等层面的关系,在积极道德实践基础上找到超越利益追求却不排除利益整合的行动方案,构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行动方案。理论的力量在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行动者背后发挥作用——行动者感受到的理论对于社会运转来说不是外在的,而渗透于各个合作行动场景之中。让行动者深刻体悟到,政治是有理想的、财富是有汗水的、科学是有人性的、享乐是有道德的等价值品性,将其个人理想融入改革开放事业中,成为时代的奋进者、开拓者。
第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优质发展需要体现于教育的整体品质,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现状,反思其中的问题,是每一位教育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学科架构中展开,以学时和课堂为载体,倾向于教育对象对设定科目的课堂学习;在方法上侧重于以“接受为主”;以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主客二元分割中的学分成绩评价体系;受众的个体情感及道德存在未能被足够重视、激发与引导;教育传播更多地强调了知识灌输和测试技巧,相对忽视了个体学习思维能力的养成,未能充分注重底线伦理与基本品质。不可否认,“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已经在课程体系设置上注重了理论、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教育理念,试图做到理论原理、理论发展和理论运用相统一、课堂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体验相统一等”,(24)但总体而言,仍然存在某些二级学科架构中不合理及理论品质不足导致的浅表化,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仍一定程度上存在被教条、被媚俗、被庸俗化的倾向。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教育研究者自身,“似乎在于我们过于依赖指称式的话语方式和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方式,我们不习惯马克思作为实践活动者而非理论观察者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我们不习惯内在于实践活动中的理解方式,而习惯于外在于实践去描述实践的传统哲学家的立场、姿态和思考方式。”(25)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者清楚认识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以实践的观点理解世界,不是外在地描述实践,也不是去客观地描摹现实世界,更不仅仅追究现实世界的本原和基础,而是要实践地改变世界,改造人们的行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动者塑造的可能,在于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专业及学科发展,当作全方位形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动者的系统工程。在这一意义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推出更多高水平教材,创新学术话语体系,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努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刻不容缓。”(26)
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中取得制高点。无论是学习者还是研究者、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需要“注重从马克思针对其历史语境和社会现实所作的思考和论述中,领会并择发其思想的命意、立论的根据及其普遍意义,结合我们处身于其中的历史境遇加以运用和创新,以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27)“社会设置需要从对人的行为选择的约束、限制、筛选等方面转向为之提供广阔的空间,”(28)教育需要以培养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道德自觉性为目标,以合作行动模式实现人的共生共在为目标。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动者养成还涉及到整个高等教育本质的理解及纠偏。高等教育需要摒弃市场霸权下将人仅看作“人力资源”的片面性,实现教育在价值传承意义上的本质转换,被教育者的功用不仅仅是“生产力”,是更快完成财富积累的载体,还是“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积极公民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因此更需要立德树人,走向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创新是顺应教育本义和要求的、必然的创新,既包括在宏观领域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终身教育体系,为社会成员的终身学习提供制度化保证,又包括在微观领域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创造力潜能,形成适合人的充分发展的教育模式。”(29)从总体性建构视角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价值和文化观念,有理由确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道德和文化支撑力量都是能够在合作社会的建构中实现。因为,“人的共生共在要求会根据每一个具体场景而在欲望的道德和理性的道德中撷取适应合作行动要求的道德因素,并把那些因素随机性地整合为规范和规则。而合作行动中的人的自主性又不仅会表现出对理性的道德所能提供的自由的需求,同时也会根据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去对欲望的道德所鼓励的实质性目的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从而把理性的自由与欲望的冲动结合起来,转化为合作行动的积极因素。”(3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中,因共生共在希求的行动主义及合作治理、公共生活的健全及国家治理体系的健全及能力的提升等等,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这个宏大叙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得不关注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作为“一个有充足生命力的规范理论要超越既定的模式……需要从既定的实践中梳理出正面的或者说有解放意义的潜力,通过在规范理论中对它们进行评价来确认它们的有效性——要在有关目前的粗糙的现实主义与渐渐促成它的非乌托邦的前景之间寻求一种平衡。”(31)它需要认真倾听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声音,需要在聚焦中国视角,在全球视野中抱持多主体合作行动理念。为此,建构起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合作行动模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场景中贯穿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需求,把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国家治理的紧迫议题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应有之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内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行动目标。
作者:程倩,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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