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米•谢•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策

　　1985年3月1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康•乌•契尔年科逝世，苏共中央全会一致选举米•谢•戈尔巴乔夫为党的领导人。

　　“加速发展路线”

　　新上任的总书记立即否定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该提法在此前早已不符合实际。在他的领导下，重新审定了苏共纲领，并制订了新党纲，由苏共27大（1986年2月25日到3月6日）批准。主要基点是：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苏共新领导人在确定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路线后，向人民承诺要将经济急速地“面向人”，制订了第十二个“五年计划”（1986年到1990年）。到1987年的时候，“加速发展路线”已经面临破灭的威胁，因此，决定转而改革经济体制，作为实现加速发展的主要手段。

　　戈尔巴乔夫没有连续性的、不够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反而导致生产下降、国民生活水平降低、以及群众对党的领导人的不满。行政方法已经不起作用，而经济方法苏联政府还不曾掌握，苏联领导人越来越需要运用新的政治手段。

　　23.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

　　米•谢•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的失败源于官僚阶层的抵制。这样一来，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国家领导人就转向了政治改革。第十九次全苏党的代表会议启动了宪法改革进程，成为政治改革的中心环节。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原则写入了两项决议中：《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与政治体制改革》和《关于实施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措施》。但是，会议的主要决定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并写入《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与政治体制改革》决议的原则：自下而上，各级苏维埃的主席和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应由一个人兼任。该决定也允许戈尔巴乔夫自己兼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控制党和国家权力的整个垂直体系。

　　1988年11月29日，按照他的报告，第十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十二次非常会议通过了《关于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以及《关于选举苏联人民代表》两部法律。遵照这两部法律，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就被彻底改变了。

　　24、民族运动与民族冲突

　　改革暴露了苏联体制长期潜伏的矛盾，包括民族问题的难以解决、以及由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中民族精英地位的加强而引发进一步激化的民族问题。

　　25、各共和国的“主权”大阅兵与苏联解体

　　1990年3月，俄罗斯联邦举行人民代表选举， 1990年1月20日到21日成立的选举集团“民主俄罗斯”表现得极为活跃，而其实际领导人则是鲍•叶利钦。在选举中，“民主俄罗斯”获得大量选票。

　　1990年5月，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工作（5月16日到6月22日）。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选举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

　　5月23日，戈尔巴乔夫发言，指责叶利钦“使俄罗斯背离了社会主义”，试图瓦解苏联，“蔑视列宁确定的原则”。

　　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在第三轮投票中以4票的微弱优势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1990年6月12日，身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鲍•尼•叶利钦就将《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提交代表大会表决。

　　俄罗斯在走向独立、摧毁苏联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也是果断的一步。为了通过《主权宣言》，自由派和共产党员、世界主义者和爱国者在表决中联合了起来。

　　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通过的主权宣言和法律，导致联盟国家爆发宪法危机，此外，还在俄罗斯的民族自治地区的领导人中间造成了“闹独立的情绪”。

　　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关于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律，从而巩固了俄罗斯的主权。

　　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决议、以及随后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武力镇压活动，成为1991年2月19日叶利钦在中央电视台讲话的口实，他宣称：“苏联总统将国家引向专政”，要求他立即下台，将权力交给由各加盟共和国首脑组成的“联邦委员会”。

　　叶利钦的讲话首次在俄罗斯领导人中间导致分裂。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设立了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在巩固俄罗斯主权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1991年6月12日，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鲍•尼•叶利钦得票57.30%。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之后，俄罗斯总统发布《关于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和部门的活动》的命令（“非党化”令）。 “非党化”令还削弱了身兼联盟国家元首和苏共中央总书记两职的苏联总统的影响。

　　1991年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了不公开的单独会晤，还讨论了干部问题。

　　1991年八月政变

　　就在《联盟条约》签字前夕，1991年8月19日，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形式上领导该“委员会”的是苏联副总统根•伊•亚纳耶夫，他发布命令：鉴于戈尔巴乔夫总统“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由他临时代为履行。

　　在八月叛乱的日子里，俄罗斯领导人表现得团结、积极并主动反击，相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却不果断，非常消极。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全部被捕（内务部领导人普戈自杀）。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俄罗斯总统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不顾他的反对，签署了《关于停止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活动》的命令，理由是共产党支持国家政变的图谋。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号召全党自动解散。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发布命令，禁止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活动。

　　8月25日，在俄罗斯领导人的坚持下，戈尔巴乔夫撤销了苏联部长内阁，成立了一个以俄罗斯联邦总理伊•谢•西拉耶夫为首的国民经济事务管理委员会，取而代之。

　　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划策的拯救苏联的措施、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实际上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让俄罗斯领导人充当了法律捍卫者的角色。

　　1991年10月底，俄罗斯联邦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复会。叶利钦在大会上发表告人民书：“俄罗斯不允许有一个凌驾于她之上的中央复活，也不会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俄罗斯只有一个政权：俄罗斯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总统”。由此，俄罗斯总统得出结论：“改革场地埋设的地雷已经被清除”，应该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从放开物价开始，一次性地向实行市场价格过渡。俄罗斯联邦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扩大了总统的权限，授权他组建“改革内阁”，在一年之内领导政府并发布有法律效力的命令；从1992年1月起，着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

　　盖达尔是激进市场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他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获得真正的政治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和其它加盟共和国。1991年12月8日，三个斯拉夫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列奥尼德•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凯维奇）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宣布：作为地缘政治现实和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经停止存在，并成立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不设统一的权力和管理机构。

　　这份协定翻开了俄罗斯历史上的崭新一页。

　　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支持取消苏联、成立独联体的协定（《阿拉木图协定》）。

　　12月25日，苏联总统卸掉自己的全部权力。同一天，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确定国家新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联邦，取代原来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克里姆林宫上空升起了俄罗斯三色旗。

　　以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评价这一事件：“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26、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新思维”

　　1980年代中期，苏联新领导人在外交政策方面明显地活跃起来。确定了苏联对外政策传统的任务：达成普遍安全和裁军；巩固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特别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巩固同被解放国家——首先是那些“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的关系；恢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互利关系；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

　　这些任务在1986年初的苏共二十七大上得到认可，但在1987年到1988年间又对其做出重大修正，这些修正最初反映在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1987年秋）。

　　对外政策方面的“政治新思维”是在国际舞台上实现“改革思想”的尝试。“政治新思维”的主要原则可以归结如下：放弃那种认为当代世界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大社会政治体系——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观点，承认当代世界是统一、互相联系的；放弃那种认为当代世界的安全维系于两大相互对抗的体系的力量平衡的信念，承认利益平衡才是这种安全的保障；放弃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承认全人类价值优先于其他任何价值（民族价值、阶级价值，等等）。

　　从阿富汗撤军

　　1986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尽快将苏军从阿富汗撤出：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是苏联最重要的一个外交行动。

　　签署《维也纳宣言》

　　1989年1月1日，在签署《维也纳宣言》之后，苏联必须使自己的全部法律、法规和实践都符合国际惯例，尊重、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

　　1989年也成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中的转折性的一年。在东欧国家里，反苏和反共情绪爆发，逐渐发展为一系列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被赶下台。

　　领土争议

　　日本看到，在苏联同美国关系的所有方面，苏联都做出很大让步，也决心不错过机会。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北方领土”问题一直都列入苏联和日本领导人所有会晤的议事日程。

　　取消《华沙条约组织》

　　苏军撤出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中断了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1991年2月25日，在布达佩斯通过了废除《华沙条约》的决定。

　　德国统一

　　令东、西德两国政治家都感到出乎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同意通过民主德国归并到联邦德国的方式，实现德国统一。

　　1990年9月12日，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德国统一条约。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不复存在，与联邦德国实现统一。

　　《欧洲限制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1990年11月19日，《欧洲限制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最终在巴黎签署，这是结束“冷战”的极其重要的一步。遵照这一条约，苏联向西方承诺：非同寻常地缩减自己对欧洲常规武器的优势。

　　《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1991年7月，美国总统老布什抵达莫斯科，莫斯科会晤的主要问题是1991年7月31日签署《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是一份长达700多页的巨大文件，规定在八年内完成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

　　27、改革与1990年代初苏联社会在精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1985年成为苏联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分界线。米•谢•戈尔巴乔夫宣布的公开性原则为在通过决定和客观地反思过去等方面更加开放而创造了条件（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对“解冻”初期的继承性）。但是，苏共新领导人的主要目的是创造条件，革新社会主义，因此，当时提出口号“更多的公开性、更多的社会主义！”。公开性要求主题和观点更加多样，媒体提供材料的风格更加生动，但并不等于确立了言论自由原则和可以不受障碍地自由表达观点。实现言论自由原则，要求必须有相应的法律和政治机制，而在1980年代中期的苏联，还并无类似机制。

　　在社会中，公开性被视为在报道时事和评价历史方面放弃从前的意识形态禁锢，这似乎就为形成新的信息空间和在媒体上公开讨论所有最重要的问题开辟了无穷的机会。

　　刊物中实质上已经不存在“违禁”题目。布哈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等遭到镇压的政治活动家的名字重又回到历史中。一些从前从未公布的党的文献被发现，一些档案开始解密。

　　1990年代初，各民族开始了历史性的自我意识迅速高涨的时期，社会积极性达到顶峰。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已经成为现实，人们强烈要求改革不要发生逆转，而对改革的优先方向、机制和速度的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围绕“改革派的”刊物，聚集了一些支持政治路线激进化或主张渐进推进改革的人们，他们得到改革初期形成的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

　　但是，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想起了上一代人改革希望破灭的先例，因而持观望态度。有人发出响亮的号召：“捍卫社会主义”和苏联的遗产，以免被“伪造”。

　　可供思考的信息：关于改革及苏联崩溃原因的争论；米•谢•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

　　有四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与米•谢•戈尔巴乔夫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冷战”结束、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开始向市场过渡、苏联解体。但是，这些事件之间有必然联系吗？不过，在这方面，他的个人性格、和他热衷的意识形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个性 “在他的内心，个人因素对政治评价占了上风：戈尔巴乔夫不愿意与自己那些有才华的同事分享舞台灯光。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与叶利钦的斗争中会遭到失败。”

　　

　　意识形态   在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的时候，必然产生一个主要问题：改革是否不可避免？显然不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在75岁生日的时候，回答“如果不搞改革，现在在干什么？”的问题时，已经自己表明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以自己天生的幽默回答说：“当苏共中央总书记。身体还行，在我执政的时期，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确实，苏联体制百分之百地可以抵御外来危险；而且，在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方面，也是有保障的。既然政权没有任何直接威胁，就必须有一些以高尚理想作为依据的行动。

　　这种对苏联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思想依据，只能来自苏联意识形态本身。这种依据的自然的、唯一的形式，就是追求净化意识形态，清除一些后期的积淀，诉诸马克思和列宁，以及按照民主自由的精神阅读其著作的“新心得”，使意识形态活跃起来。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德•富尔曼称类似思潮为“改良共产主义”派或“马克思主义新教”。这种思想在1950年代下半期和1960年代的苏联非常受欢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就曾试图这样做，但是这种可能性既没有在苏联实现（当时苏联领导人中还没有能够这样做的人），也没有在捷克斯洛伐克实现（当时还不允许它这样做）。

　　只有当戈尔巴乔夫说“更多的社会主义”和“列宁教导我们说”，并且真诚地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才使他有力量发动改革。只需相信“人民的创造力”、“社会主义的潜力”、“新思维”等等，就可以给予这种力量。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在社会思想中，“我们能否改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属于应被诅咒的问题。苏联体制的激进反对派断然回答说：不！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只能将其摧毁！随着经济困难的加重，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普遍。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15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说服力。

　　在民主化条件下，苏联解体是否不可避免？改革时期的民主阵营代表至今都在证实：就其结构来说，苏联只有在权威体制下才能存在。苏联解体并没有命中注定的必然性。但是，被改革唤醒的活动家（首先是俄罗斯政治家）的政策和改革者们自身的错误，导致苏联不复存在，而戈尔巴乔夫也丧失了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