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书中，为了帮助穷国发展以及避免出现灾难性情形，我针对国内的或全球的政策在各个领域应该如何改变，提了许多详尽的建议。在这个结论性的章节中，我将不会重复或总结这些建议，而是讨论这些建议背后的关键原则。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表明，如果想要促进穷国的经济发展并使世界更加美好的话，应该如何改变国家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交往的规则。
违抗市场
我一直强调，市场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巩固现状。自由市场宣称不同的国家应该坚守最擅长的领域。直白地说，这意味着穷国应该继续从事它们目前在低生产力水平上的活动。但是它们所从事的这些活动正是使它们贫穷的东西。如果想脱离贫困，它们必须违抗市场，从事一些能给它们带来更高收入的更复杂的事情——别无他途。
问题在于，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低收入国家（或者低收入企业或个人）从事低生产力的活动——他们缺乏从事更高生产力活动的能力。
无疑，投资于能力建设需要做出短期的牺牲。但与自由贸易经济学家的说法相反，这不应成为不去做的理由。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个人为了提高长远能力而做出短期牺牲，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同样，如果想积累长期的生产能力，国家需要做出短期牺牲。如果关税壁垒或补贴能使国内企业积累新的能力——通过购买更好的机械、改善组织并培训工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增强国际竞争力，国内消费水平的暂时下降（因为拒绝购买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外国商品）是无可厚非的。
牺牲现在以改进未来，这个简单却有力的原则是美国在19世纪拒绝实施自由贸易的原因，是芬兰直到最近都不接受外国投资的原因，是韩国政府不顾世界银行的反对在1960年代末创办钢铁厂的原因，是瑞士不授予专利以及美国在19世纪末不保护外国人版权的原因，而且也是我送我6岁的儿子真奎去学校而不是去工作赚钱的原因。
不幸的是，这种长时段的思路与伪善人所推荐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相兼容。自由贸易要求穷国立即与更先进的外国生产者竞争，导致它们在获得新能力之前就消失了。自由主义的外国投资政策允许先进的外国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从长期看将会限制本地企业积累能力的范围，无论这些本地企业是独立的还是由外国企业所拥有的。自由资本市场以及其同周期的羊群行为使得长期的计划非常脆弱。高利率政策提高了“未来的代价”，使得长期的投资行不通。无疑，新自由主义使经济发展更加困难——它使新生产能力的获得变得更加困难。
为什么制造业重要
既然承认不断增强能力很重要，那么为了增强能力，一个国家应该投资在什么地方呢？工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制造业——是我给出的答案。
历史反复表明，区别富国与穷国的、唯一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们在制造业中的能力，因为这个部门通常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其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比农业或服务业的都更快。与伪善人的建议相反，穷国应该有意识地推动制造业发展。
当然，如今那些挑战这种观点的人会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后工业时代，因而销售服务业才应该是选择的方向。其中一些人甚至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而且事实上应该跳过工业化，直接进入服务业经济阶段。
肯定有一些服务业有较高的生产力并且其生产力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比如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管理咨询、技术咨询以及IT支持等行业。但是大部分其他服务业的生产力都较低，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本质上的原因这些服务业只有很小的生产力增长空间。而且，对高生产力的服务业而言，最重要的需求源泉就在于制造业企业。所以，没有强大的制造业部门，不可能发展高生产力的服务业。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哪一个国家单独依靠服务业就成了富国的原因。
无论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如何鼓吹发展农业，也无论后工业经济的提倡者怎样兜售发展服务业的主张，实际上制造业才是通往繁荣的最重要的道路，尽管不是唯一的选择。关于这一点，既有理论上的支持，也有大量的历史事例作证明。
别在家尝试
至此，我已经表明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常重要的是违抗市场并有意地促进在长期会提高生产力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制造业，尽管不是唯一的。我前面已经提到，这涉及能力建设。
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可能会问到：能力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能做到这些呢？但是发展中国家最缺乏有能力的政府官员。
这就是世界银行于1993年在其著名的《东亚奇迹》（East Asian Miracle）报告中所运用的论证。在建议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要模仿干预主义者日本和韩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它认为这些政策在这样一些国家不能起到作用，即不具备“日本和韩国的公共行政所具有的能力、独立性和相对较少的腐败”的国家——实际上是指所有发展中国家。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的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的主任阿兰·温特斯（Alan Winters）甚至更加直白。他认为“次优经济学（存在不完全市场因而潜在的有益于政府干预的经济学——作者注）的运用需要一流的经济学家，而不是常用来凑数的三流或四流经济学家”。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别在家尝试”（Do not try this at home），就像电视上向人们展示危险的特技时会出现的文字说明一样。
无可争议，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训。但如果说像日本和韩国这样运用干预主义政策而成功的国家是因为它们的行政机构里都是训练有素的政府官员，那也是不对的。它们不是这样的——至少在一开始不是。
事实上，温特斯教授所说的一流经济学家恰恰是东亚经济体所欠缺的。日本经济官员也许是“一流的”，但他们肯定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大部分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
认为我们需要聪明之士去制定好的经济政策，这完全合乎道理。但是这些“聪明之士”不一定是温特斯教授所说的“一流经济学家”。事实上，“一流经济学家”可能不是很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他们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训练的话。如果官员固守像自由贸易这样的“容易”的政策，他们将永远不能发展出实施“困难”政策的能力。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特技动作能在电视上亮相，你需要“在家尝试”。
使竞技场倾斜
仅知道在具体的环境中适合使用什么样的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求一个国家必须能执行这些政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伪善人已使发展中国家更加难以实施促进发展的“合适”政策了。为了阻止发展中国家实施合适的政策，他们动用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所组成的“邪恶三位一体”、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富国的援助预算、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或投资协定等多种手段。他们认为，民族主义的政策（比如贸易保护和歧视外国投资者）应该被禁止，或大大减少，不仅因为这些政策被视为对实施国自身有害，而且因为它们会导致“不公平”竞争。在论证这一点的时候，伪善人常常使用“平坦的竞技场”这个概念。
伪善人要求发展中国家不使用保护、补贴和管制等政策工具，因为这些构成了不公平竞争。伪善人认为，如果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用这些政策，它们就像一支从高处进攻的足球队，而其他球队（富国）要挣扎着爬上这个不平坦的球场。取消所有的保护性壁垒可以使每个人都在公平的基础上比赛；毕竟，只有当竞赛是公平的时候，才能收获到市场的利益。谁能否认这种貌似合理的“平坦的竞技场”观点呢？
我能否认——当竞赛是在不公平的选手之间进行之时。而且我们都应该否认——如果我们想建立一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国际体系的话。当选手不平等的时候，平坦的竞技场会导致不公平的竞赛。如果一场足球比赛是在巴西国家队和一个由我11岁的女儿妍儿（Yuna）的朋友所组成的球队之间进行，只有允许女孩们从倾斜的坡上向下进攻，比赛才会是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倾斜的而不是平坦的竞技场才是保证公平竞赛的途径。
我们看不到这种倾斜的竞技场，只是因为永远不会允许巴西国家队去和一个由11岁女孩所组成的球队进行比赛，而不是因为倾斜的竞技场这种观念本身是错误的。
全球经济竞争是一种不公平竞争者之间的游戏。它使各个国家相互对抗，就像我们发展经济学家喜欢说的——甚至从瑞士到瑞典这样短距离范围的国家都要相互对抗。结果，只有“倾斜竞技场”以有利于弱国，竞争才会是公平的。实践中，这意味着允许它们更有力地保护和补贴它们的生产者，并对外国投资加以严格管制。应该允许这些国家以较为宽松的方式保护知识产权，以使它们能更积极地从发达国家“借用”创意。富国通过优惠的方式转让技术可以进一步帮助它们，还会收获额外的利益——将使穷国的经济增长与应对全球变暖的需要相互兼容，因为富国的技术更加节能。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倾斜竞技场以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不仅仅是目前的公平对待问题。它也关乎给经济上更落后的国家提供通过牺牲短期收益而获得新能力的手段。事实上，允许穷国更容易地提高它们的能力，也能更早地迎来这样的时代：不同国家间的差距非常小，因而不再需要倾斜的竞技场。
何为正确，何为容易
假如我是对的，竞技场应该倾斜以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读者仍然会问：伪善人接受我的建议并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的机会何在呢？
看来试图转变那些出于自利动机的伪善人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仍然可以诉诸他们明智的自利心。既然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比没有这些政策时更慢，那么如果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纳会带来更快增长的其他政策的话，从长远看伪善人自己也会受益。
那些更加热心劝告发展中国家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人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家——他们相信伪善的政策，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是“正确”的，而不是出于个人的利益。前面说到过，自视正确常常比自私更顽固。但即便这样也还有希望。在被指责为前后不一致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回击道：“当事实改变时，我就改变我的思想——你会怎么做呢，先生？”许多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会像凯恩斯一样，但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家都会这样。如果面对真实世界新的变化和新的论证，他们就可能改变思想，有些甚至已经改变了，只要这些新变化和新论证足以使他们战胜之前的观念。哈佛的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经是里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幕后智囊，但当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他对国际货币基金的批评（在第一章中引用过）比“左翼”评论者更为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