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不会派秘密人员去炸毁建筑物或刺杀不满意的人，但是它也使发展中国家感到害怕，因为它对这些国家起着守门员的作用，控制着这些国家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大门。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国际收支的危机时，它们通常所做的就是与IMF签署一份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协议本身。这被看做一份保证书，该国将修正其“挥霍无度”的方式并采纳一系列“好”政策，这些政策能确保它今后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只有签署了这样一份协议，其他潜在的贷款者——世界银行、富国政府和私人借贷者——才会同意继续向这个国家提供资金。与IMF签署的协议涉及采纳广泛经济政策——从贸易自由化到新的公司法——的条件。但是最重要也最令人害怕的是IMF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条件。
因而在伪善人看来，IMF坚实的指导之手对于保证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以及增长非常必要。不幸的是，由IMF所推进的宏观经济政策正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抢劫犯、武装的强盗和凶手”
新自由主义者将通货膨胀作为第一号公敌。罗纳德·里根曾生动地指出：“通货膨胀就像抢劫犯一样暴力，就像武装的强盗一样令人恐惧，就像凶手一样致命。”但是，为什么通胀被认为如此有害呢？
首先，通胀被认为是一种秘密税，不公正地剥夺人们辛苦赚来的钱。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胀还有害于经济增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一个国家的通胀率越低，经济增长率就可能越高。这种观点背后的思路是这样的：投资是增长所必需的，投资者不喜欢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必须保持经济稳定，这意味着保持物价稳定；因而低通胀是投资和增长的前提条件。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为了实现低通胀，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是货币秩序——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不能超过支撑该国真实增长所绝对必要的量。第二是财政审慎——任何政府都应该“量入为出”（详见后面的讨论）。
为了实现货币秩序，掌握货币发行的中央银行应该单纯地追求价格稳定。
除了货币秩序，新自由主义者还非常强调政府审慎的重要性——除非政府量入为出，否则所导致的预算赤字将因为创造了超过经济所能满足的需求而产生通胀。
此通胀非彼通胀
通胀对增长有害——这已成为我们这个年代最广为接受的经济处方。但是在阅读了下面的信息之后，看看你有什么感受。
20世纪60~70年代，巴西的平均通胀率是每年42%。尽管这样，巴西是这个时期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这段时期它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是4.5%。相反，1996~2005年——这是巴西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正统的时期，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它的平均通胀率是每年低于7.1%，但是这段时期里它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1.3%。
在韩国的“奇迹”年份，当它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达到7%时，它在1960年代的通胀率接近17.4%~20%，在1970年代是19.8%。
虽然用了这些事例，但我并不主张所有通胀都是好的。
换句话说，此通胀非彼通胀。高通胀是有害的，但温和的通胀（低于40%）不仅不必然有害，甚至会与快速增长和创造就业相兼容。我们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的通胀是一个动态经济体所不可避免的。经济变迁肯定会带来价格变化，所以在一个众多新的经济活动正在创造新的需求的经济体，价格上涨是很自然的。
但是，如果温和的通胀无害，为什么新自由主义者对低通胀如此这般地痴迷？新自由主义者会主张说，所有的通胀——无论温和与否——都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它不相称地损害了固定收入者的利益——工薪阶层和养老金领取者，他们是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低通胀可能会更好地保护工人们已得的收入，但产生这种结果所需要的政策会减少他们今后所能获得的收入。为什么会这样呢？低通胀需要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尤其当通胀率非常低时，这反过来就会降低对劳动的需求，因而会增加失业以及降低工资。所以严格控制通胀对工人而言是把双刃剑——它能更好地保护已有的收入，但会减少今后的收入。只有对养老金领取者和其收入来自有固定回报的金融资产的那些人（显然包括金融行业），更低的通胀才真正是好事。
新自由主义者针对通胀会损害普通百姓的利益的事实做了一笔交易。但这种民粹主义的论调掩饰了一种事实，即产生低通胀所需的政策通过降低就业机会和工资率会减少众多工人今后的收入。
价格稳定的代价
1994年在结束种族隔离体制掌握政权后，南非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政府宣布它将采取IMF类型的宏观经济政策。考虑到它的左翼性质和革命历史，如果不想吓跑投资者的话，这种谨慎的方式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维持价格稳定，需要维持高利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南非的真实利率是10%~12%。由于这些从紧的货币政策，南非在这段时期的年通胀率维持在6.3%。但这是在增长和就业上付出巨大代价才实现的。如果南非的非金融企业有小于6%的利润率，10%~12%的利率意味着很少企业能贷款投资。
在大多数国家，非金融部门企业的利润率是3%~7%。因而，如果真实利率高于这个水平，潜在的投资者就更愿把钱存放在银行，或者购买债券，而不是投资在一个有生产力的企业上。而且如果考虑到管理有生产力的企业的其他难题——劳动力问题、配件输送的问题、消费者支付的难题，等等——利润率就会更低。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少有国内资本积累的渠道，从银行借贷更困难就意味着企业不能投资太多。低投资的结果就意味着低增长和工作岗位稀缺。这就是当巴西、南非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追随伪善人的政策建议并采纳低通胀措施时所发生的情况。
然而，如果知道伪善的富国如此热心于向发展中国家宣传高的真实利率对维持货币秩序的重要意义，而它们自己在需要创造收入和就业岗位时却诉诸扩张的货币政策，读者一定会很惊讶。在战后的增长高峰期，富国的真实利率都非常低——甚至是负的。
过紧的货币政策会降低投资，过低的投资会放慢增长和减少就业岗位的创造。这对于生活水平已经很高、具有慷慨的国家福利保障和低贫困率的富国也许不是大问题，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却会是一种灾难，因为这些国家不能诉诸大规模的再分配工程，却需要竭力应对较高水平的收入差距问题，因而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收入和就业岗位。
审慎什么时候是不审慎的
强调审慎在伪善人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中已成了中心议题。在他们看来，赤字财政只会导致通胀并破坏经济稳定，而这会减少增长，降低固定收入者的生活水平。
谁能反对审慎呢？但是在通胀中，真正的问题是怎样才算是审慎。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个永久性的基础上在中期出现预算赤字甚至是非常有意义的，只要所产生的债务是可持续的。即便在个人层面，当你在学习或养育一个年轻家庭时去借钱，而在你的收入增加后去还债，也是非常审慎的。与此类似，发展中国家为了投资于超过现有财力的项目并促进经济增长而通过预算赤字“向未来几代人借钱”，也应该是审慎的。如果该国成功地促进了增长，与没有政府的赤字开支相比，未来几代人可能会得到更高生活水平的奖赏。
尽管如此，IMF仍然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每年都实现预算平衡，而不管商业周期或长期的发展战略。所以它对出现宏观经济危机的国家强加预算平衡的条件，甚至还要求有预算盈余，而该国本来可以获益于政府的赤字开支。
如果它们自己处在相似的环境中，伪善的富国是绝不会做它们告诉穷国去做的那些事情。相反，它们会削减利率并增加政府赤字开支，以启动需求。
凯恩斯主义为富国所用，货币主义为穷国所用
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曾将美国经济体系描绘为“自由企业为穷人所用，社会主义为富人所用”。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与此很相似——凯恩斯主义为富国所用，而货币主义为穷国所用。
当富国陷入萧条时，它们通常会放松货币政策并增加预算赤字。而当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穷国时，伪善人通过IMF强迫它们将利率提高至荒谬的水平，并要求实现预算平衡，甚至要求产生预算盈余——尽管这些政策会增加三倍的失业并导致街头骚乱。
伪善人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强加一些在长期看来会严重削弱它们的投资、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能力的宏观经济政策。绝对地——也是简单地——斥责“寅吃卯粮”已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借钱投资”了。如果绝对地指责人们“寅吃卯粮”，我们就应该责备年轻人为了自己的事业前途或为了小孩的教育而借钱投资的行为。
阿根廷前财政部长卡瓦略先生也许是对的，发展中国家是像需要“成长”的“反叛少年”。但是，行为举止像成人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是成人。少年需要获得教育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假装像一个成人而从学校退学以增加点储蓄是不明智的。与此相似，为了真正地走向“发展”，发展中国家采用只适合发达国家的政策是不够的，它们所需要的是为未来进行投资。为了做到这一点，应该允许它们追求比富国更倾向于投资、更倾向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允许追求比现在的伪善人所允许执行的政策更富闯劲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