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18世纪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所创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修订版。它最早出现于1960年代，自1980年代以来成为主流经济学。18世纪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相信，自由市场中不受限制的竞争是组织经济的最好方式，因为它使每个人追求效益最大化。政府干预被认为是有害的，因为无论是进口控制还是创立垄断，都限制了潜在竞争者的进入，从而减少了竞争压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持一些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不赞成的内容——特定形式的垄断（比如专利或中央银行对银行票据业务的垄断）和政治民主。但是总的来说，它们与老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对自由市场充满了热爱。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新自由主义政策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系列令人失望的结果，因而之后对这些政策的应用出现了一些“疲软”，但是从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议程依然存在，包括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开放国际贸易和投资。
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议程一直是由美国所领导的富国政府联盟所推动，并由基本被它们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中的“邪恶的三位一体”（Unholy Trinity）来斡旋，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富国政府利用它们的援助预算和国内市场准入作为胡萝卜，诱导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有时会对进行游说的个别企业有利，但通常是使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在整体上创立一种善待外国商品和外国投资的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在于，将它们的贷款与受贷国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条件相结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贡献在于，通过制定贸易规则，在富国竞争力强的领域实行自由贸易，而在它们弱的领域（比如农业或纺织业）则不实行。这些政府和国际组织得到了一大批理论家的支持。这些形形色色的机构和个人组成了一部强大的宣传机器，一个由金钱和权力作为支撑的金融-知识混合体。
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当权派要我们相信，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奇迹年间，韩国追求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事实是截然不同的。韩国在这些年里的真正举措是，由政府与私营部门协商挑选特定的新产业，通过关税保护、补贴和政府支持的其他方式（比如由国家出口机构所提供的海外市场情报服务）加以培育，直到它们成长到能抵抗国际竞争为止。政府拥有所有的银行，所以它能引导商业的血脉——信贷。一些大的工程项目直接交给国有企业——钢铁制造商浦项制铁公司（POSCO），就是最好的例证。
韩国政府对稀缺的外汇实行绝对的管制（违犯外汇管制的人可以判死刑）。韩国政府也严厉地管制外国投资，根据与时俱进的国家发展计划，在一些领域张开双臂欢迎外资的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则完全禁止。对于外国专利，它也持宽松的态度，鼓励“反向工程”并忽视专利产品的“盗版”。
人们普遍将韩国看做是自由贸易经济，产生这种印象是因为它的出口很成功。但是出口成功不一定需要自由贸易，日本和中国都展示了这一点。
韩国的经济奇迹来自市场激励和国家指导明智而实用的结合，这种结合导致了奇迹的产生。韩国政府没有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征服市场，但是它也没有盲目迷信市场。在认真对待市场的同时，韩国的决策者认识到市场经常需要通过政策干预来加以矫正。
如果只有韩国是通过此类“异端”政策而走向富裕的话，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可能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小小的例外。然而，韩国不是例外。我将在后面谈到，实际上当今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被认为是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发源地的国家，都是基于违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秘诀而致富的。
如今的富国都曾运用过保护和补贴，也歧视过外国投资者——所有这些都是被当今的经济正统所痛斥的，都是被像世界贸易组织若干协定之类的多边协议所严格限制的，也都是被援助提供者和国际金融组织（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禁止的。有一些国家没有使用太多的保护，比如荷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瑞士。但是它们在其他方面偏离了正统，比如拒绝保护专利（详见后面的章节）。现今的富国在管制外资、国有企业、宏观经济管理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政策的历史记录都表明，它们明显地偏离了现在的正统观点。
但是，如果这是事实，为什么富国不向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推荐这些得心应手的战略？为什么它们偏要分发一本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的虚构小说，而且是一本编得很差的小说？
1841年，一名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批评英国向其他国家鼓吹自由贸易，因为英国正是通过高关税和广泛的补贴而获得经济优势的。他谴责英国“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的行为，因为正是靠这个梯子英国才爬到了世界经济最强国的位置：“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
如今，富国中有些人肯定是为了获得穷国市场更大的份额并预防潜在竞争对手的出现而向穷国鼓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他们说“照我说的去做，而不要照我做过的去做”（do as we say, not as we did），就像“伪善人”（Bad Samaritans）欺骗困境中的人。但更让人忧心的是，现在许多伪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用这些政策伤害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被全面改写了，这使得富国的很多人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荐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时，没有觉察到历史实际上存在双重标准。
所以，不管这些伪善人的意图何在，我们应该如何劝阻他们伤害穷国呢？他们应该在别的方面做些什么呢？本书综合历史、现今世界的分析、一些未来的预测以及对变革的建议而给出了一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