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正在承受来自发达国家以及它们所控制的国际发展政策机构的巨大压力，即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系列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来促进其经济发展。在这里，“好政策”往往指那些被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一致认可的政策，包括限制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私有化和撤销管制等。“好制度”所指的必然是那些被发达国家，尤其是被英美国家所采用的制度，主要包括：民主、“好”的官僚制度、独立的司法机构、对私有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强力保护、透明的且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制度和金融制度(包括具有独立政治地位的中央银行)。
但是，发达国家现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那些政策和制度，真的是它们自己在当初的发展过程中用过的吗？
在知道了这些与正统的资本主义历史观点相左的证据之后，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发达国家是否在有意地隐瞒它们的“成功秘密”呢？本书集合了各种与正统资本主义历史观点相左的历史资料，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用过的政策和制度进行了全面而又简洁的叙述。换句话说，这本书所提的问题是：“那些富国是如何真正变富的？”
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是：发达国家并不是通过使用那些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政策和制度而得到今天的地位的。它们中的大多数都频繁地使用了“不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如保护幼稚产业政策、出口补贴等。
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发达国家岂不是在打着推荐“好”的政策和制度的幌子，让发展中国家不能运用那些它们自己在早期为了发展经济而运用过的政策和制度吗？这就是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
二 方法论问题：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被公认为是幼稚产业保护论之父。他的观点是，在更发达的国家面前，落后国家如果不采取政府干预政策，尤其是关税保护的政策，就无法发展新工业。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最初发表于1841年。
李斯特在此书的开头部分以很长的篇幅来讨论历史。书中的很多内容几乎跟我们大部分人所知道的(或我们认为知道的)这些国家的经济历史完全相反。李斯特对于英国和美国(被视为自由经济政策的发源地)的分析，尤其能给当代读者带来冲击。
李斯特指出，英国事实上是第一个对幼稚产业保护技术加以完善的国家。他还说，我们应该“让他们(所有不相信幼稚产业保护论的人)先学习一下英国工业的历史”。他对英国通向工业成功之路做了如下总结：
但是这些大君主国（英国等）靠了自由贸易达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就认识到，只有把工商业同农业结合起来，文化、力量和财富方面的最高程度发展才能实现。它们认识到，它们新建成的国内工业要想同国外成立已久的工业在自由竞争下获得胜利……因此，它们就利用了限制制度、特惠待遇、奖励补贴等种种措施，把那些外国人的财富、才能和进取精神移植到它们的本土。
至于美国，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严厉地警告美国不要有任何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企图。在经历了两代人之后，很多欧洲人仍然相信斯密的观点。美国人很幸运，他们基于“常识”和“对国家需要的直觉判断”，坚决地抵制了斯密的说法，继续保护他们的幼稚产业，终于在1816年以后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些都是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证实的历史事实。可是现在，我想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李斯特的方法上来，那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经济。
这种方法是具体和归纳式的，跟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抽象的和推论式的新古典主义方法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方法其实是德国历史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大陆国家的主要经济学流派)所采用过的主要方法，可以在波兰尼和熊菲德的英文著作中看到。【Polanyi 1957(1944)；Shonfield(1965).这种方法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容中，比如出现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而不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后殖民国家的发展成为主要问题以后，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被很多“发展经济学”的创立者们成功地运用。
三 章节梗概
第二章主要讨论的是现在被称为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或者简称为ITT政策)的东西。
第三章：由于当代社会制度的复杂性，因此，在这一章中讲到的制度相对较多，包括：民主制、官僚制度、司法、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公司治理制度；金融制度；社会福利和劳动制度，等等。
第四章，又回到了中心问题：发达国家是不是正在试图“踢开”那个让它们爬到顶端的“梯子”，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采用它们所用过的那些政策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