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世界形势和世界格局大动荡、大分化、大调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条件和环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与25年前苏联东欧剧变时相比，与8年前资本主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金融—经济危机时相比，世界形势的确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根据新的形势和变化重新观察和评估世界面貌、发展的变迁、重大事件和社会制度。正如列宁所说，形势“极其剧烈的震动，这就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重新研究各种基本问题，重新注意理论”。①过去许多被公认为永恒的、不容置疑的价值与法则，如自由、民主，如发展、现代化，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如左翼、右翼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当前剧烈变动的世界和新形势下，重新研究西方左翼及其与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具有全新的现实意义。 

一、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左翼发展历程：退却—右转—回归 

把西方左翼研究置于21世纪前期西方世界变化的经济政治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的、整体的研究，要避免单一化、碎片化、片面化、抽象化、凝固化。理论研究要坚持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适应新的形势，同实际状况紧密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当前，关注的焦点应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21世纪前期左翼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资本主义危机对左翼的深刻影响及其实际后果，左翼的理论策略新变化与实践活动的新走向，左翼变化调整的价值取向、实际诉求及其深层原因，全球化条件下左翼谋求联合与实际分化两种趋势并行的状况及影响，左翼的变化调整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等等。 

苏东剧变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西方左翼的调整与变化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1)从苏东剧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约5～6年的时间(1990～1995年)；(2)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金融危机爆发前(1996～2007年)，大约10年的时间；(3)从金融危机到现在，大约6～7年的时间。 

第一阶段(1990～1995年)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左翼溃退、蜕变、分化，为谋求生存而苦斗的时期。在西方右翼高奏凯歌和恣意进攻面前，左翼处于守势和被动局面。为适应变化了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多数左翼开始否定过去，与苏东划清界限。有的共产党组织蜕变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社民党组织也纷纷告别自己的“老旧”形象，淡化左翼意识形态色彩，有的特别注意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标识脱钩。西方左翼整体上从抗争到屈从，从激进到温和，从左移向右，是以总体退却、否定自己来谋求生存的阶段。虽然希腊、葡萄牙共产党继续固守自身立场，第四国际托派组织试图用苏联解体来证明自己激进左翼路线的正确性，但这改变不了西方左翼整体陷入低潮的局面。 

第二阶段(1996～2007年)是西方左翼在经过苏东剧变的大分化、大调整后进行大幅度理论与政策转向并取得一些实际成果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前半期是所谓的“左翼复兴”时期。在理论上，以英国工党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并得到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共同倡议，以及以法国共产党提出“新共产主义”为标志，西方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大左翼同时继续再度右转。在实践上，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相继上台执政。这是西方左翼短暂的“黄金年代”，高潮是当时欧洲掀起的“玫瑰潮”，欧盟十五国中有十三个由左翼政党掌权。然而，中左翼政党上台执政是以投向右翼新自由主义怀抱、放弃自己明确左翼身份特征、大幅度右转为代价的，实际上是西方右翼理念政策通过左翼力量继续贯彻。撒切尔夫人曾骄傲地说，她打造了工党和布莱尔。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同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一起亲兄弟般同唱“第三条道路”赞歌。然而好景不长，“第三条道路”昙花一现，在21世纪初期左翼又纷纷下台，右翼卷土重来。西方政治版图再次变换色彩，欧盟有十多个国家的右翼政党相继上台执政，政治钟摆再次摆向右翼。以法共“新共产主义”为代表的激进左翼随即偃旗息鼓，实际成效甚微，西方共产党组织更加被边缘化。总之，这一阶段是西方左翼更加否定传统、在变革或革新的口号下更加屈从或投身新自由主义的时期。 

第三阶段(2008～2014年)是资本主义发生金融危机，西方左翼根据新的环境和条件再调整、再重组、再分化的时期，可以被称为“否定之否定”阶段，呈现出向苏东剧变前左翼传统和理念某种程度的“回归”。其主要标志是在思想理论领域重新兴起的“马克思热”，激进左翼共产党组织和左翼人士在资本主义危机条件下对资本主义及右翼进行猛烈的批判，30余年来似乎被人遗忘的阶级、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等概念重新回到政治讨论的话语当中。在政治实践中，爆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或广场“占领”运动。这是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与右翼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否定，也是对自己此前“矫枉过正”式大幅度右转战略的“否定”。然而，这种“否定之否定”是初步的，还不成熟，难以产生持续的成效。长期的右转已经使左翼在理论上准备不足，在实践上难以有效动员与组织社会力量对抗和反击资本主义及其右翼。但无论如何，这种“否定之否定”是西方左翼实现新发展和有所作为的新起点，虽然离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但毕竟是左翼重新崛起和发挥作用的难得历史机遇。 

二、当前西方左翼面临的主要问题：批判与建设的双重挑战 

当前西方左翼的状况可以概括为占据“天时”但缺“人和”、转向激进但失锋芒、积极行动但缺少明确方向、谋求联合但多分裂分化。 

所谓具备“天时”，即在西方世界形成了二战以来难得的有利于左翼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条件和环境。资本主义遭遇了战后最大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价值危机、合法性危机和信仰危机，资本主义和右翼遭受重创，由苏东剧变之后的恣意进攻转为消极防守。社会民众的不满和反抗也是二战以来最为激烈和集中的，斗争矛头甚至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这是左翼重新崛起、谋求大发展的难得“天时”，是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 

然而，在这样的大好机遇面前，西方左翼深感自身之轻，难以承受历史之重。虽然他们也为资本主义危机所激发和鼓舞，也重新燃起重振左翼的希望，但他们在“整个世界向左转”的大环境中遭遇到新的失败，在选举中纷纷败北。如，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西欧各国左翼政党的得票率继续下降，各国右翼力量组成的联盟接连赢得胜利，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全线受挫。危机中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积重难返的矛盾问题，使得不满与失望的民众放弃长期右转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尽管法国社会党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掌权给了西方左翼政党以新的鼓舞，但这是否能够带来左翼的时来运转还难以预料。作为激进左翼的共产党组织也是得时得理不得利，它们本应该获得深受危机之苦的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但实际并非如此。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共产主义的诋毁以及共产党长期的边缘化，使得它们的理论政策主张不为多数民众认可和接受。危机之中乘虚而入的极右翼政党，像法国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瑞典民主党，吸引了部分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就是在危机中激进左翼试图代表中下层民众利益的尝试，是对长期以来中左翼政党改良主义的反抗，试图重建“左翼中的左翼”，但这种类型的政党目前影响力尚小。 

总的来看，在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西方左翼具备“天时”，一定程度上也有“地利”，包括国际和国内活动空间的条件，但最明显的是它们不具备“人和”，即自身组织无力、涣散，难以得到社会民众广泛的支持。具体来看，西方左翼的难题和困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身份缺失，“有名而少实”。长期以来，西方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在右翼理论家鼓吹“意识形态终结”和“历史的终结”的影响下，左翼理论家也怀疑自己的理论阐释能力和现实价值，“左翼被劝说和建议加入到自由民主领域中那些寻找解决办法的人的队伍中来”。左翼被右翼自由民主“绝对胜利”的狂潮吞没，有的失语而缄口不言，有的主动走上否定自己的“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有的激进左翼也“放弃革命，只保持激进”的立场。左翼整体上被排挤或同化，丧失独立性，失去鲜明身份和特征。这种状况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所改变，但重塑左翼身份和形象仍然是首要的问题。 

(2)理论战略准备不足，难以适应重大社会变革。西方左翼最近30余年来也提出了种种创新或现代化的理论战略，但在右翼新自由主义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环境下，其理论的“创新”主题和实质或是摒弃传统，或是着意抹去左翼曾有的思想锋芒而重复不痛不痒的改良主义话语，或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搬用右翼自由主义的概念和规则。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投机主义、犬儒主义长期在左翼中盛行。因此，所谓左翼理论的“现代化”难以经得起大风大浪的淘洗和剧烈社会变动的考验。正如英国一位左翼人士所说，“一些左翼力量逐步滑向右翼，转而支持新自由主义政府，一些左翼力量强调‘清白无污点’，使得任何政治改组都异化为浪费时间。这样发展下去，左翼运动所能做的无非是散发文件、举行会议、批判所有其他人和赞美自己‘纯洁无瑕’等毫无意义的工作。若是如此，我们尽可专注于我们的小团体而把改造社会的愿望交由右翼和极右翼力量来完成。”②当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时，长期理论匮乏与缺乏战略贮备的左翼难以引领、驾驭和对抗资本主义的洪流，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被实践的快速发展抛在了后头。 

(3)批判有余，建设性方案不足。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左翼特别是共产党等激进左翼能够充分运用左翼的批判理论和资源，揭露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弊端及其危害，直指症结，揭示出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左翼的批判理论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社会矫正”功能。然而，在如何克服危机、解决实际经济社会问题方面，左翼还难以提出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符合广大民众利益、切合实际社会状况的长远性、系统性纲领方案。其理论与政策碎片化，缺少鲜明且有凝聚力的纲领目标，缺乏达成共识、协调一致的理论与组织基础，难以为长远发展提供有效的思想理论指导。 

(4)有联合意愿和行动，但分裂分化严重。苏东剧变后，西方左翼一直谋求左翼力量和运动的联合，希望借此改变左翼的弱势地位，应对全球范围内联合一致的跨国资本和新自由主义力量。其中，既有尝试建立包括多种类型左翼力量的“泛左翼联合阵线”，又有相同类型内部的各种形式的联合和论坛，有些已经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如世界工人党和共产党会议等。但总的来看，左翼内部成分庞杂，各自为战，分化分裂很严重，特别是在激进左翼中，共产党之间分裂严重，冲突矛盾经常发生，这削弱了左翼的整体力量。 

三、21世纪西方左翼的前途：取决于“否定之否定”的程度和水平 

可以说，在过去的30多年里，西方左翼总体上渐次右转，西方共产党大多蜕变为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尽管像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等还保留共产党的名号，但其纲领政策已与过去有天壤之别。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大多连“社会主义”称号都已抛弃，重新披上“民主主义”的百衲衣，除去了自己的阶级性征和激进姿态。但是，西方左翼在世纪之交面临的“喧闹与无序”，除了无穷无尽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之外，也出现了西方社会主义复兴的机遇，这就是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危机。尽管这场危机没有带来西方社会主义的复兴，但毕竟使其进入到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新阶段。21世纪西方社会主义和左翼的走向与前途，取决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危机之后实现“否定之否定”的程度和水平，也就是扬弃自己的程度和水平。这不是简单地回归到过去的旧左翼，也不仅仅是在已经向右走了很远的路之后掉过头来往回走几步了事，而是基于资本主义危机之后的新形势和新变化，真正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塑造一个全新的左翼、一种有希望的社会主义。 

在实现新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左翼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境况认真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左翼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西方，社会主义一般属于左翼行列，而左翼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历史上，左翼对社会主义的立场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紧密结合—逐渐分离—彻底抛弃—重新关注。在20世纪50～60年代之前，有相当部分的西方左翼政党和人士信奉、服膺社会主义，甚至有人认为左翼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是左翼与社会主义逐渐脱离的时期，其纲领逐渐避免使用“社会主义”来称谓自己及其路线。苏东剧变之后一段时间是西方许多左翼政党与社会主义彻底分离的时期，比如许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改名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或“左翼民主党”，有的即便保留了“社会主义”称谓，其纲领路线也与从前大相径庭。在21世纪初资本主义发生危机之后，左翼政党和左翼思想家中有些开始重新强调“社会主义”的名称和内容，开始用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主张来回应和解释资本主义的危机，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也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一度形成“马克思热”。在“占领运动”中，有的打出“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旗帜。一些左翼纲领也增加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和色彩。在新阶段，西方左翼能否再次重拾和诉求社会主义价值来探索自己的复兴之途，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如何对待各种左翼力量的变化和调整，左翼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能否在一种积极促进的方向上形成密切联系，等等，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左翼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应该是“天然的同盟军”。21世纪西方社会主义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翼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存共生、彼此促进，形成社会主义运动主导的“大左翼”运动。 

二是左翼运动与阶级运动的关系。当前，在西方，左翼运动已经基本不在阶级运动和阶级斗争层面来谈论和开展。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不断对以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为基本内容和主旨的“传统左翼”的否认和替代。难能可贵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仍有一些西方学者和左翼人士开始重新关注阶级、阶级不平等和阶级斗争问题，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爆发危机之后。比如，美国左翼学者迈克尔?茨威格(Michael Zweig)分析了21世纪初期美国的社会状况，指出“在八年或十年以前，以权力术语表述的阶级范畴，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似乎如此远离政治对话，以至于它们对于建设性的政治争论是无用的。但今天甚至主流的评论员也正日益频繁地提到工人阶级、阶级斗争，而在总体上以阶级术语贯穿其文章……严肃的阶级话语再次成为可能，并充满生机、奥妙和信心”。③美国学者伯奇?波勃罗格鲁(Berch Berberoglu)也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全球化时代，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和阶级冲突变得更加鲜明了，而不是淡弱。它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流行起来，因而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显而易见的特征。今天，随着阶级分化的扩大，阶级越来越发生极化并持续地冲突，阶级斗争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之社会风景的不可或缺的部分。”④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与否，关系到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的性质问题，关系到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新社会运动的左翼运动如果不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只能停留在街头抗议的水平上，而这种街头抗议一般是消极的、非建设性的，无法转变为改造社会的实际力量。抗议行动虽然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内容，但社会主义运动不停留在这一较低层次的斗争水平上，而是以高层次的政治目标将抗议人群团结凝聚起来，开展有组织的斗争、变革或革命，组织成为无产阶级来进行阶级斗争。左翼运动如果只停留在理论批判或街头抗议的水平上，仅作为孤立分散的抗议力量来行动，不诉求社会主义，不依赖工人阶级的整体斗争，就难以在改变现存秩序的斗争中有大作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今非昔比，尽管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仍然是最有力量、最有规模、最有前途的左翼运动力量。 

三是议会选举活动与社会群众运动的关系。这始终是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一个“难解之谜”，是在探索中始终面临的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这个悖论是，在选举中越成功，社会主义政党身份越淡化；群众运动和社会运动开展得越是有成效，在议会选举中越边缘化。几十年来，西方社会主义政党过多投入选举活动，忽视群众运动的开展；过多认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忽视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变化之深层规律的把握；过多为局部的、短期的选举成绩而向右翼妥协，忽视自身特征和独立地位的维系；过多关注具体、琐细的竞选纲领和方案的实用有效，忽视长远战略和目标的制定，等等。当前，西欧共产党等左翼政党正根据本国政治形势和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新情况，对议会内与议会外斗争的关系进行新的反思，并调整战略与策略。 

　　　　 四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活动与全球范围内的活动的关系。西方学者萨松说道：“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规模较大的共产党仍深深陷入一种国家主义的政治概念中，并不断使之加强，在自己国家边界内画地为牢式地维系着自己的成就(福利国家、教育和公民权等)，而这时资本主义开始大步地在全球奔走了。”⑤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活动与全球范围内的活动的关系成为当前社会主义运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突飞猛进的时代，在全球化时代，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统治地位并不断扩张的时代，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国自己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呢？在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斯大林就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并付诸实践，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而对于西方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在一个国家舞台上开展的无论议会活动还是其他社会运动，脱离了全球化的背景和实际，脱离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效究竟有多大呢？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就是要关注社会主义除了本国化和民族化外，还有一个世界性和国际性的问题。这在“民族特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主要特点的时代，仍然是更加重要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在形式上是民族的，而在内容上是国际的。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世界历史视角和广阔的国际舞台。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1页。 

②转引自门小军：《21世纪要建立怎样的泛左翼政党》，《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4期，第190～191页。 

③[美]迈克尔·茨威格：《有关阶级问题的六点看法》，孙寿涛译，人大经济论坛,http://www.pinggu.org 

④Berch Berberoglu,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p. 129. 

⑤[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姜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