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7年4月,首次出版于1917年的列宁最重要著作之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将满一百年。该书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进行的1916年,当时列宁客居瑞士。该书是对世界大战前十年资本主义发展中最重大趋势的思考成果。
现代全球化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这一结论,是大多数对现代全球化进行论述的作者得出的结论。早在2002年,世界银行专家团队得出了如下结论,即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正是开始于那个时候,并且一直到1914年的世界大战才开始迅速消失;然后是持续到1946~1947年的衰退期;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没有达到第一次的高度,并大概持续到了1980年年末。1980年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开始高涨,并波涛汹涌地一直持续到现在。
值得注意的是时期上的吻合。列宁做出“旧资本主义死亡和帝国主义时代来临,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及垄断统治以及争夺销售市场与原料产地的斗争”这一结论,其依据的时期正是被当代专家们认定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时期。
列宁的帝国主义观点与全球化观点有没有联系?尤其是在没有统一的全球化观点的情况下,对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进行比较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进行这样的比较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在于研究的对象是共通的,即正在全球化的世界社会。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第一阶段,即矛盾地和困难地将世界社会群体与各国联合成某种全球性一致性(尽管是以建立殖民帝国、产生跨国公司和垄断等形式)的那个时代,而现代全球化进程则在分析研究其成果——总体上已经形成的全球世界。但是,现在这个新世界,并不是像25年之前弗朗西斯·福山预言的那样,是“历史的终结”。美国人关于自由化胜利、马克思主义远望的观点,要比列宁理论持续的时间短得多,而且与列宁理论不同的是,这一观点如今在任何情况下都已没有实际意义了。
世界需要百年时间来达到全球化状态。在通往全球化这条道路上,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现在可以说是全球大战)和一次冷战,并确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难以想像的事情,因为它将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战争。在如今这个全球性世界里,几乎没有单独发展的经济、单独发展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这是一个由于技术进步和信息通信革命,时间和空间被压缩的世界,发达的通信工具甚至能够让人们在这个星球上任一地点进行实时交流。对于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生态及气候威胁,以及共同应对这类威胁问题,全世界必须达成切合实际的共识,是全球性世界的重要特点。这些都是全球性世界的特点。
同时,将全球性视作现代化的主要特点,并不意味着能够自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在解决这类问题的道路上寻找到完全适合的协同方法。如果说核冲突已经退却,那么其他形式的武装冲突仍处于迫切状态。全球化世界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由于全球移民相互渗透而产生的冲突问题。当然,最主要的是这个新世界仍然保留着并正在激化着主要矛盾——空前的并且从列宁时代已经开始激化的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攫取劳动成果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这一矛盾变成全球化主导国与全球化局外国之间的矛盾后,就更加激化了。这一矛盾越来越明显地被描述成全球化的北方与全球化的南方之间的矛盾、世界上唯一一个垄断金融控制权的超级大国及其盟国和其他世界的矛盾。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
因此,今天的我们,就像百年前的先辈们一样,已处在人类社会的又一个发展阶段,要展望未来、了解社会发展趋势,显然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我们先辈们做的事情,应弄明白他们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第一,只要我们读一读列宁的著作,首先就会惊讶其预言的准确性。就像他预言的那样,帝国主义将继续催生战争(一战后是二战)和经济危机(从1928~1929年的经济危机,一直到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加深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同时又允许某些赶超先进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最主要的是,坚决改变世界发展进程的方法以及改变世界和其社会组成部分的社会革命,在帝国主义时代变成了事实(俄国的伟大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变革等)。
第二,列宁在其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中,除了对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前景进行论述外,还对自己分析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表述。这一表述是: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改良主义地改变帝国主义原理,是向前进继续激化和深化帝国主义催生的矛盾,还是向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
实际上列宁在这里提出的不是三个问题,只是一个问题(后两个甚至不是问题,而是对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那个问题的本质进行解释):能否以改良主义,也就是进化地改变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本性。对于这个问题,列宁给出的是否定答案,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战胜帝国主义以解决主要矛盾。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失败和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存在这种情况证明列宁是错的。
但是,我认为列宁并没有错。将列宁这一意见看作对资本主义变革演化路径的全盘否定是错误的。列宁强调,资本主义甚至在帝国主义阶段仍能够展现其在许多国家快速发展的能力。列宁在其著作中指出了改良主义是如何以及依靠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转的。但是,列宁认为革命是更加有效和更加果敢的道路。认为列宁在世界历史意义方面给出的是二选一的答案——或者改革或者革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两者都发生了。
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同样为社会变革做出了贡献。作为对社会秩序进行现代化的果断方法,俄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的革命,对于那些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发生革命的地方,起到了推动并加速其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且影响了其演化路径。革命与改革同时为历史效力,并改变着世界。
第三,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演示了他是如何将世界看作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所有基本原理都处于相互关联之中,并在其作用下变化。世界革命的所有观点也正是来源于系统世界观。世界体系某一部分的革命,将首先推动欧洲,然后是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力量的改革活动。计划经济的成就影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公正化。同样是在美国,尽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以及在该政策框架下对导致1929年危机的市场力量抑制的时间很短,但该政策同样属于世界总体系基本原理的间接相互影响。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危机严重性的了解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激烈竞争,加速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的一些变化,并且在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政治实践作用下愈演愈烈。人类潜能发展水平排行榜上位于前列的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与经济体系(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主要是北欧国家)在特点上非常接近社会主义社会(但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没有俄国革命性变革的影响,这些国家是不会出现这种改变的。
只有在全球体系中,改良主义发展道路才是可能出现的,全球体系的其他方面演示了革命道路的有效性,特别是当革命成为加快国家现代化的方法时。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直接或者间接地相互作用、相互竞争,并在这一过程中从本质上改变了自己,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通过不同方式加快了人类的总体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相互作用并不是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喜欢说的两种体系的机械式趋同。
在苏联曾经有过不存在市场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而对它们进行支配的是强大的执政力量——党和国家制度,但后来出现了工人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关系。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俄罗斯出现了反革命,使国家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制度,其结果是社会极不平等。当然,这个资本主义与1917年之前的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评论家经常喜欢说俄罗斯恢复了“野蛮”资本主义,并非偶然,但这多半是浮夸的话。现在的俄罗斯更像列宁笔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起主要作用的是垄断而不是市场,是坐在国有垄断公司宝座上的官员,而不是本应是主角的民营企业家。在资本主义复辟情况下,权力官僚阶层能够从个人利益出发,实现其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并有权支配全民(国有)财产,而且能把社会地位资本化。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俄罗斯的反革命才相对轻松,没有发生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推翻和改换统治阶层的革命。这一统治阶层留存政府也只是为了将权力变成财产。但是,乍看起来如此轻松的政变不应让政变受益者抱有改变不会再来的幻想。俄罗斯社会化的反向过程不仅已经处于新的水平,而且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由于新资本主义阶级一直没有取得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领域有效的管理,没有完成对大多数人有利的现代化,因此,这一反向过程或早或晚终将完结。
(作者系俄罗斯全世界出版社总经理兼总编)